如此艰巨的任务和如此低的科技投入，科研人员留住都困难，农科所的所长能不被迫去搞创收吗？要创收，他还能有什么时间搞科研，他能不苦恼吗？
然而，为创收而苦恼的研究所所长又何止一个两个？
1998年3月5日，一位被迫无路的研究所所长干脆在《北京青年报》刊登了这样的一封求助信——
我是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也算得上是一个中外知名的学者了，可我却碰到了没法解决的难题。
近些年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基础学科招考硕士生，报考者寥寥无几；而一些本巳有所建树的年轻研究人员又纷纷弃学投身商海，使得一些长线基础研究学科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
鉴于此，院里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各所长要给所里每人每月增加收入，以期留住人才。
想法倒是不错，可我们这些做所长的，大都是搞了一辈子学问的研究员，根本不懂经营。一个所上百人，就算每人50元也得好几千，我们拿什么去挣这笔钱？
有些所的研究学科离社会经济比较近，研究人员可以走出去帮助槁项目。像我们这些搞基础学科研究的，就犯了难。
我没办法，几个所长凑到一起打趣说，不如把自己的办公室装修了租出去，自己在旧水房改造的小屋里办公。要是接待外宾，咱再出去另借地方。把公家配给自己的车也租出去，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
我认为，作为研究所的所长，主持全所的科研工作和研究任务才是分内的事，让我们去考虑挣钱这样的事，我真是力不从心。
我想问问，这样的所长怎么当？
一个不能署名的所长
这位所长的求助信登出之后，《北京青年报》“大路朝天”栏目的编辑倒是刊登了几份来稿，但众口一词的意见无非是鼓励这位所长要大胆地出去闯一闯，要立志“当个企业科学家”，“走出书斋天地宽”……等等，等等。并且笼统地列出这样的一些理由：“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其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都是提高生产力，为社会提供增值服务，即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和效益，改善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质量”；“只埋头科学研究，不管科研成果能否转换成生产力、有无市场，这样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是无用的。我国不仅急需科学企业家，也需要企业科学家”……云云。讲的倒不是没有道理，但都是空道理，明眼人一看便免不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最明显的缺陷是没分清科学领域中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包括应用基础研究）的关系，“胡子眉毛一把抓”。所以从大的方面讲，道理是通的，但细究起来显然就经不起推敲，因为即使是小学生也都会知道陈景润关于“1+1=2”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怎么说也都不能直接“提高生产力”或“创造效益”，何况科学领域里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类型的科研课题又何止成千上万？所以，搞科学不能像做买卖一样太讲功利。所以，我猜想那位写了求助信的“苦恼所长”，看到这类只讲大道理不论证可行性办法的文章，除了会增添一丝“苦恼人的笑”，大概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收益和帮助，而后伴随着他的，也可能依然是终日的困惑与苦恼。
我不排除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鱼与熊掌”兼得的途径，但对于搞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来说，让他们自己挣钱供自己去探索人类未知课题，恐怕不那么容易。
到底该如何看待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加强基础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殷鸿福的一番见解既生动又一针见血：
“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21世纪的中国若要成为强国，必须首先是科技强国。它的科技结构（基础科学、应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应当是金字塔形而非摩天楼形的，即有宽广的基础科学为基础，逐步收缩到高精尖技术，而不是只为高精尖技术所直接需要的那一部分基础科学。通俗地说，应当有十份基础科学，最后逐级建起高精尖技术，其中真正用得上的基础科学，可能只有一份；但是离了那其余九份，则基础是不牢的。我国的科技结构不要像摩天楼那样，基础的宽度和顶层的宽度差不多。比较成功的科学强国如美国，是金字塔形的。因为要打很宽的基础科学的基础，所以它需要的时间长。但是一旦建成以后，上层要搞高精尖，好比地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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