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孽债》一〇吸引我的还不只是这个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提供的地域：西双版纳。哦，这是一块多么美妙无比的土地！那里的风情习俗和上海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双版纳是旱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住房的拥挤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环抱的竹楼；上海有那么多的髙楼和狭窄的弄堂，。而西双版纳满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绿的水；上海号称东方的大都市，是仅次于北京的经济、文化、金融、外贸的中心，而西双版纳系沙漠带上的绿洲，是一块没有冬天的乐土。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比较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家女子由于差别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因而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更加简便一些。最初的构思逐渐地在我心头萌动、成熟。我曾在西南山乡生活了二十一年，除了生活体验，我还因写作的关系研究过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差别和习俗；同时我毕竞出生在上海，在这个大都市里整整生活了十九年，以后又常因出差、开会、改稿不时回归故里，亲眼见到海这些年电的变化、。？是新的构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当把这些人物放在西双版纳和今天的大上海各个层次上展现时，多少艺术的亮点闪烁起来。于是，我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开始写作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提笔写作这一本书的时候，正逢我面临着奉调回上海作协工作。我的孩子十岁了。他是在山乡里出生、在省城里长大的。那里有山有水有河流，有他的小伙伴和习以为常了的一切。他对我们执意要回归上海是不理解的（当然我们在省城里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曾经几次闹过情绪。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为什么非要回到上海去不可？我为了说服他还真伤了不少脑筋。但是伤这些脑筋是值得的，在写作《孽债》时我也面临着那些到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孩子要问出的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答不好，小说就无法感人。幸好我有了一些深切的体验，在写到这样的感情领域时，我把握住了小说。另一个题目是当年那些知识青年们今天怎么样了？他们回归了城市之后，今天已散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今天的社会各个阶层，已经令人眼花缭乱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人物，新的价值伦理观念，新的交际领域，新的感情生活。无情的岁月和时间本身已把当年互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拉开了距离。我在写作他们的今天时，必须把这个题目做好。做不好这个题目，那么很可能将把这部小说写成个陈旧的伦理故事：没有历史的纵深感、没有宽广的社会面、没有时代气息。
我做到了吗？
我写《孽债》七小说上半部刚刚在上海的《小说界》杂志上发表一两个月时间，亲朋好友们都关切地询问那几个跑来上海找父母的娃娃怎么样了。在为赈灾签名售书的那天，人头簇拥的读者中冒出一张脸来郑重其事地询问我书中的一个孩子到底有没有人收养？甚至一些同样搞创作的同行也问：那些孩子后来将怎么生活？仿佛我构思的这些娃娃真存在似的。《孽债》全文发表并很及时地成书出版以后，先后被《北京晚报》、《福建日报》等连载，不断地有些读者来信，不断地有人就“孽债”两字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记得澳大利亚红公鸡出版社的休，安德逊宄生来汸时，就问我？
“孽债”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一同参加座谈的老翻译家任溶溶先生思忖片刻，用英语作了回答。并且对我说：“这是不大好翻的。汉语丰富的含意，靠直译是很难达到那种准确性的，更别说意境了。只能解释成‘难以还清的债’”。我补充说：“感情债”。他点头，又很认真地对安德逊先生用中文和英语分别说了一遍：“难以还清的感情债”。安德逊先生沉吟着点头，似乎是明白了，又似乎还没全懂。
〇八事实上这么解释还是不够全面的。在通用的《新华字典》上，对“孽”的解释还要简单些，无非就是恶因、恶事。而《辞源》和《辞海》则比较详尽地注明了“孽”字的出处：古时称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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