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挂号，信封上就写着“谢飞缄”几个字。信很简短，在作了自我介绍之后，他说在上海读到了我的小说《高高的苗岭》的手稿，决定到贵州来和我一起改编小说，拍成电影，并通知我近日内不要离开山寨，他已订好飞机票。历历往事记谢飞我细细一算，他信上所说的启程日期，早已过了好几天。这就是说，这位年轻的导演谢飞至少已经到了贵阳。很可能又从贵阳到了修文，他离我是很近了！也许一两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面。我一把抱起了小水发，把他举起来又放在地上，我太高兴又太激动了，小水发和我一样又笑又跳。我们就在那间寒气逼人的屋子里，滔滔不绝地说着、笑着。那一天剩下的时间，我是再也写不下去了，这就是说，我的劳动并没内费，在艰辛的环境条件下我的写作并非毫无价值。小水发的读书成绩不好，也不懂写作究为何事，看见整日沉默寡言的我如此兴奋，千脆扯开他的童嗓唱了起来，还说晚上回家要叫他妈妈炒腊肉来吃。雨过天晴。十一月里的一天，我去赶场，偏僻的小乡场上，开进了一辆不同寻常的吉普车，在赶场农民们的围观下，车上下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位是似曾见过面的县里的首长，另一位三十出头，披一件军大衣，是个陌生人。我远远地望着，心想别是谢飞来了？这一预感是在四个小时之后证实的，当我在场街上办完事，正打算回寨时，公社的有线广播喇叭里在叫我的名字：“沙锅寨的叶辛来了没有，请立即到公社办公室。”我赶了去，谢飞站起来伸出手。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寒暄几句，他让我随他一道到县城。我说我啥也没带，他说没关系，可以在县城百货店买一条毛巾和一把牙刷。在县城招待所住着，我感到谢飞和当时决定我命运的知青慰问团之间有什么关于我的话题在商量。
果然，仅住了一夜，他便让我先回寨子去，整理一下东西，等他的信到，再去贵阳。我敏感到这里头有什么难言之隐。忐忑不安地回到沙锅寨，在颇费猜度中熬过了整整十天，我洗被子，整理书籍，从寨子上的大队干部们嘴里，我听说了，谢飞他们那天在公社办公室，找了生产队、大队、么、社的三级干部，找了寨子上一些农民，按照当时的惯例，了解我在山乡插队的表现。我的心是安然的，在山乡六七年了，除了劳动、教书，我就是写东西，应该经得起调查了解。但我又是心神不定的，因为在此之前，我曾被上海出版社借回去改稿，就是慰问团中一些造反起家的要人，以“柏油马路上栽不出万年松”这样时髦的语言提意见，把我从上海喊回山乡继续接受再教育。他们想必也会这样对谢飞说的。谢飞会怎么对待他们的意见呢？历历往事记谢飞三十天过去了，我接到他一封极短的来信：“你先来贵阳再说”。一切尽在不言中，更增添了我的纳闷。我当天去了贵阳，当夜住进了金桥饭店，和谢飞住一个屋，我们在屋里足不出户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们谈改编的设想，谈读过的世界文学名着，谈各自的经历和命运，细细地研究着场景、人物、情节、对话，甚至一些精彩的细枝末叶，都已经琢磨了又琢磨，研究了又研究。我有些急不可耐了：“我们为什么不动手改编呢？”
一四这时候谢飞瞅了我几眼，斟酌着道出一句：“干脆告诉你了吧，有几个管你们知青的人，不同意让你写电影剧本。写一部电影，是一件多么有影响的大事，他们认为，我们有上百万的知青，中间有的是有才能的人，为什么偏要让叶辛这样的人来写呢？”我跌坐在沙发里，瞅着拂动的蓝色窗帘，怔住了。是久居乡间的缘故，还是清贫无欲的生活和读过的那些书，使我多少受到些宿命论的影响，心里顿时翻涛卷浪：如果如此，与世无争、一无所求的生活都不让人过下去，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插队多年了，我不曾为求上调、为得一个职业去讨好过什么人，找什么人去开后门，孝敬过什么人，甚至去县城里办事，我也宁愿用两条腿走着去，而不愿为搭车去给人陪笑脸递香烟。我身边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啊！我之所以如此执着地写，是我认定在稿纸上能写出一条我将要走的文学之路。现在这条路也堵死了，我一下子陷入了一种可怖的、冷森森的绝望情绪里。呆坐良久，我陡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我决定马上离开贵阳这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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