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呢？乡间为啥这么贫困呢？五荒六月间为啥还有农民上坡去挖蕨荇、挖野菜充饥呢？现实生活是严峻的，随着在山寨上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想到的问题越多，思考得也愈来愈深人。就在这个冬天，我听说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个干部子弟，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插队落户到了一个偏僻闭塞、有山有水的村寨。在那里，他和一个出身不好的姑娘相识了。姑娘在生产队里放鸭子，他在河滩地上放羊。在那些受歧视的日子里，是同病相怜也好，是命运的安排也好，这一对知青恋爱了，爱的很深沉。随着漫长的插队落户岁月的流逝，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打倒了“四人帮”，痴情的姑娘满以为命运会给她露出微笑，却不料事实给了她狠狠一棒。受迫害的干部官复原职以后听说儿子找了个出身不好的姑娘做对象，大为光火。父母亲出面以高压手段干涉儿子的恋爱，儿子抵挡不住大城市和舒适的工作岗位的诱惑，抛弃了女友，酿成一个结局很惨的悲剧。我和《蹉跎岁月》六十九听完这件事，我脑子里受到很大震动，没有心思继续聊天，一个人悄悄地回到屋里，找出记事本，先三言两语把此事记下，并在下面写了两句话：这件事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我要把它的结局写好，决不能写成悲剧。要是说写作《蹉跎岁月》直接的起因，就是这么一件事。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决心和愿望之后，我躺倒在床，任凭泛滥的思绪跑着野十事蓓擀观什找的眼则。一九六六年，一帮煽风点火的红卫兵来到我们学校，兴一套新规矩，每一个进出学校的师生员工，都得自报家庭出身。当我的一个同学，报出他的出身是“小业主”时，一个红卫兵抡起皮带骂道：“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还什么小业主！”话到手到，手里的铜头皮带一下子抽到我那位同学的头上，把他的脑壳打破了，血流不止，当下倒在地上。不是抢救及时，生命也危险。当时，我就站在旁边，气得浑身都在抽搐颤抖。
七一九七五年，有个工矿单位到我插队落户的公社来招工。那两个招工的干部，用当时惯常的调包法，把一个出身不好的上海知青挤下来了。这位知青听说后去找他俩论理，那两个人气势汹汹，蛮不讲理，其中一个把桌子拍得“咚咚”响，吼道：“我们宁愿牵去一条狗，也不愿招走你这个狗崽子！”我恰好在现场，听得一清二楚。当然，年岁大了，人也成熟了，不至于像我同学那样拿起刀去和那两人拚命；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见得多了，我也不会像十七八岁时那样气得抽搐发抖了。但我的内心深处着实愤怒，着实震骇。把人糟蹋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啊！站在那里，我脑子里想，有朝一日，我要写本知识青年的书，一定要把这句话写进书里去。一九七八年，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某个单位搞选举，选举一个没有实际权利的名誉职位，差不多众口一词的意见，要让一位有威信有水平的同志当选。可群众怎么呼吁、怎么选也没用，理由是：此人出身不好。那个夜晚，我几乎是一整夜都没合眼。类似的事情，在逝去了的岁月里，我见得太多、太多了。我和《蹉蛇岁目》红卫兵运动刚兴起时，上海的南京路上展开大辩论，每一个登台讲话者都要自报成份；在马路上、学校里，到处贴着两条风行一时的标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插队落户时无论走到哪儿，是赶场，是去县城看病，公社、区、县的有些干部遇到知青，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成份？”和我同一个公社，有一个表现非常好的知青，一天到黑除了干活，话也不多说一句，大队领导儿次亲自知青办替他说话，只因为他出身不好，接连四次推荐他出，都被刷下来了。“血统”在那几年里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可以说，反动的“血统论”对我们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戕害，那是太严重、太厉害了。这是我写作《蹉跎岁月》的一个主要原因写这本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写一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人在十几年里走过的路。我们这代年轻人，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人生道路，都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三个思想层次。第一个阶段，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这一阶段我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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