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共产国际提出要“刷新”中共代表团成员，外公回国，外婆还在“医务训练班”培训。他们婚后第一次分离。为了保守秘密，外婆没有前往送行，只是与外公约好在上海见面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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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于1930年七八月间回到上海。外婆是在9月底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于10月份回国，来到上海。外公派人把她接到他在同孚路租好的房子。当时租房子很困难，因为国民党的暗探、特务横行，形势严峻，租房子要有家眷，否则房东不敢出租。外公事先对房东说他有家眷，才租到了房子。外婆没来时，房东经常要问。外婆来了，房东才放下心来。
外公回国后担任出国前原来的职务——团中央宣传部长。他向团中央反映了外婆在中山大学被开除团籍的缘由，并提出恢复她的团籍的要求。他指出，所谓“反对支部局”并无政治内容，构不成“反党”的罪名，开除团籍毫无根据和理由，也不符合团的章程。团中央因而做出决定，恢复了外婆的团籍。
外婆与外公在上海的小住，是他们婚后的所有岁月里所度过的相对稳定的一段“家居”生活。有欢乐，但也十分单调。秘密工作的环境下，非不得已是不出门的，甚至也不能出去散步。这对活泼好动的外婆来说，很不习惯，但她忍了下来。
外公也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秘密工作的缘故，他与外婆结婚和婚后连合影也没有拍过一张，所以他拿不出一张他们合影的照片来。这成为外公的一件憾事。
外婆在这期间也曾想回家去看望她十分思念的母亲，但由于秘密工作的要求，她不能回去，为此她十分难过，但她也克制了下来，只是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母亲她已经结婚的消息。她在信中只能写外公的姓，不能写他的名，也不能写自己的通信地址，因此也不能希望收到母亲的回信。
他们的“家居”生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他们发现忽然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到他们住地的前楼望了一望，一言不发就又走了。他们警惕起来。不一会，这个男人又来了，并且带来一个人，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同志。他们虚惊一场，赶忙让周恩来进屋。带周恩来来的那位同志又出去了。周恩来坐着不说话，他们也不好问什么，怕隔墙有耳。大约一个小时后，那位同志回来了，把周恩来引走了。事后才知道，是因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组织党的机关紧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暂时没地方去，先到他们住地避一避。顾顺章只知道党的机关的地址，不知道团的机关的情况，所以他们的住地倒是较安全些。他们为能掩护周恩来同志感到高兴。
外婆在上海住了一阵，就耐不住了，提出要到苏区去。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要求，她便第二次与外公分别。她同何叔衡装扮成父女俩，从上海出发，经过汕头——大埔的秘密交通线，进入闽西苏区，来到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的所在地永定虎岗。尔后，何叔衡继续前往瑞金，外婆即留在闽西苏维埃从事宣传和医务工作。
繁忙中几个月过去了，意外地，外婆与外公在虎岗重逢。
原来，1931年初，外公即受到王明集团打击，被指控为“调和路线”，并被撤了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团中央委员的职务。他要求到苏区工作，所以从上海来到了苏区，身份是团中央巡视员。外公当初并不知道外婆去了哪个苏区，这意外的相遇，两人十分惊喜，这是他们婚后第二次别后重逢。
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敌人接近虎岗时，外公与外婆随闽西苏维埃向西边深山转移，到了长汀的四都。第三次“围剿”被红军粉碎，闽西苏维埃进驻长汀城，他们也随同到了长汀。江西、福建两个苏区打通后，变为“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外公与外婆进入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外公担任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他们住在瑞金叶坪的一个大祠堂旁边，这个大祠堂，就是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址。1931年12月30日，外婆在这里分娩，生下一女孩，取名“叶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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