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与外婆是在苏联莫斯科相识、相爱并结婚的。
那时外公是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外婆即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外婆是来自长江之滨的大武汉的一位共青团员，于1928年初由党组织派来中山大学学习。
外婆进了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大开设的课程很多，有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还有政治经济学大纲、经济地理、列宁主义、联共（布）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及军事学，功课自然十分紧张。但在开初，一切是那样新鲜，那样令人激动：陌生的街市，陌生的话语，全新的生活，紧张的学习，热烈的讨论。也有傍晚红墙下的漫步，课余街心公园的小憩，假日莫斯科郊外的畅游……虽然夜深人静时那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会像潮水般袭来，但她总是咬咬牙来克制它……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她却感受到一种西伯利亚寒流般的砭人肌肤的寒意。
是的，她觉得在这块土地上的政治风云在变，就连学校里也风波迭起，失去了往日的平静。那个名叫米夫的苏联人，当上了中山大学的校长后，起用王明等人，控制了“支部局”，把持学校的大权，一会儿抓“江浙同乡会”，一会儿抓“工人反对派”，天天搞斗争，谁敢与支部局有不同意见，就对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她对这一切感到困惑，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
她外表文静，内心却有一团灼热的火。
混乱的局面已经使人无法忍受，她带着义愤，和同学们一起，多次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向中共代表团控诉“支部局”的恶劣做法。
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她与外公相识了。
她所见到的外公，个头不高，戴一副近视眼镜，一介书生模样。但当了解到他就是出国前的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的主编，并记起她还读过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笔犀利的文章时，不禁就在心中产生了钦佩。
而外公眼里的外婆，也有很好的印象：外表秀丽文静，内心却充满激情，且正义感强，疾恶如仇。
她在他面前吐诉对学校“支部局”的不满和面临政治风云的困惑。
他仔细听着她的倾诉，陷入沉思……为了解答她的困惑，他说：“我讲讲我的一个体会。当初，我以为参加革命，就是同反动派斗争，单纯得很。后来，瞿秋白同志告诉我，党内有斗争，我才意识到革命的复杂性。那时候，就是瞿秋白同志为代表，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斗争，‘四·一二’、‘七·一五’就是党内的右倾妥协给我们的血淋淋的教训……现在，你所反映的那伙人，也在提出一套‘左’得出奇的理论，还有他们在学校的所做所为，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呀！”
他的话，使她明白了党内同样有正确与错误力量的斗争，她认定米夫和王明一伙一定是错误的势力。当她知道中共代表团也成为打击的对象时，才感受到他的心中同样有一团压抑的火焰。
就这样，他们相识了，有了往来，有了交流，有了说不完的话题。
火与火相映照，那沉闷的日子就会少一份冷寂。
形势却更加严峻，学校一批批无辜的学生遭到迫害。她的头脑更加清醒，对那伙人的面目认得更清了——她内心的火爆发了！
又一场斗争会，她忍无可忍，挺身而起，慷慨陈辞，语惊四座！
同在中山大学的谢怀丹后来著文回忆：“女同学唐义贞，性格坚强，头脑清醒，敢于说话，不满陈绍禹（王明）一伙，因此被开除团籍。”1988年，小定舅舅寻访谢怀丹，谢又谈了两件事，一是中山大学开会时，外婆因气愤而中途退场；二是一次会议上，外婆与她坐前后排，两人都发了言，但内容已不记得了。
后来我从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写的《往事如烟》中读到她回忆在中大时的情形，其中提到了外婆（但她把外婆的名字写成了“汤仪贞”）：
“当时在中国同学中有两位女同学，一个是汤仪贞，一个姓徒，名字忘记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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