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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小定根据养父的理解，一直以为自己有一个叫“平平”的哥哥。后来，从周月林提供的材料中，才知道应该是一个姐姐。与父亲团聚后，后者得到证实。父亲告诉他说：“你还有一个比你大三岁的姐姐，名叫‘叶坪’，现在仍然下落不明。”
父亲告诉他，叶坪于1931年12月30日出生在当时苏区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的叶坪，即当年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祠堂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为了纪念这个地方，就给女儿取名“叶坪”。
1934年10月，叶坪还未满3岁，当父亲的就随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母亲因怀着小定，临近分娩，留了下来，托养叶坪的事由她一手安排。从此，他与妻女失去了一切联系。
现在，找到了儿子，更勾起他对仍然下落不明的女儿的怀想。他将这一切告诉小定后，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从1937年开始找叶坪，至今还没有找到。现在看来是无望了。”
他对小定回忆起他数十年来寻找叶坪的过程——
当年我与义贞分手时匆匆商定的安置叶坪的办法是：将叶坪交给卫生材料厂的一位管理员——一位因病回家的男同志，请他把叶坪带到瑞金以外的乡村寄养。但我不知道这位男同志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只知道叶坪称其为“好妈妈”。
后来，义贞是否确实把叶坪交给“好妈妈”了呢，还是有其他变故，托给另外什么人了——这一切我毫无所知。
1937年，我在南京。义贞的大哥唐义精前来看我，并带来一位名叫罗高的人寄自江西瑞金武阳围的信。从信中得知，罗高受托正带着刘伯坚同志的儿子豹儿（刘豹生），寄住在武阳围的船夫赖宏达家。信中还告知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好妈妈”带着叶坪，也在赖宏达家！
太好了，事情果然如事后商定的那样，叶坪正由“好妈妈”带在身边。
我当时分析：为什么这封信由罗高来写？可能是因为“好妈妈”不会写字，但记得唐家的地址（这个地址是学校，好记），罗高又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我的名字，知道我还在，故写信给义贞的大哥转我。
我因为要赶赴抗日前线，便委托唐义精寻找叶坪。我当时正分得父亲的一笔遗产，我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献给了党组织，留下一些钱交给唐义精，做为寻找叶坪之用。
唐义精立即前往江西。到了南昌后，却因局势紧张，无法继续前往赣南，只好返回。回来后，他用通信的方式与瑞金方面取得了联系，那边果然说有叶坪在。于是义精将钱寄了去，希望那边能设法将叶坪带到武昌。然而，后来得到的却是一张照片——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30多岁的男人的照片。
这是一场骗局。这场骗局是怎样设计的，是谁设计的，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后来，唐家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也就无力寻找叶坪了。
贺怡同志（毛泽覃的夫人）在延安告诉我：她在江西时，亦悉叶坪住在离会昌县白鹅五华里处，由其“好妈妈”带着，后来又迁至赣县的江口。贺怡曾设法将叶坪带出，结果未成。
虽然有这些消息，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加上事务繁忙，无法进行寻找。
1946年7月，在延安，我重温记有贺怡同志提供情况的日记，又一次勾起我寻找女儿的念头。我想到李德全办的一个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构。或许，可以通过这个机构想想办法。
我立即动笔写下一封信，寄给身在南京中共办事处的邓颖超同志。在信中，我谈了义贞牺牲的情况和叶坪的消息，我写道：“我想请你拜托李德全先生经过她的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属于全国慰劳总会的，据说今年八月将解散）去寻找。此孩已十六岁，又是女的，再找不回，便不知成什么东西了。如能找到叶坪，豹儿亦可找回，说不定还有几个别的孩子在一起（据说陈正人的孩子还在），也可以一起回来，免受暴政、灾荒之苦。”
邓颖超同志接到我的信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响，那个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不复存在，也就没法托它寻找叶坪和其他孩子了。但几年来邓颖超同志仍然惦记着这件事，并一直保存着那封信。全国面临解放之际，她还想到寻找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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