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万去了，再也没有来过。
第二年，就传来他过世的消息。
人常说：真情难觅。可这就是真情，这就是人世间的真情：纯朴、诚挚，能让大地动容，能催苍天垂泪！
好人张德万走了，同时也带走了一个秘密——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他隐瞒了我母亲的身世，给人们留下一个谜。
据祖母回忆，当年张德万是带了两个箱子来的，里面装的是母亲的衣物。这些东西当时存放在叔公家里。后来一场大火，除了一个小铁箱和几件替换衣服外，其余都被焚烧一空。
叔公也在那场大火中丧生。
叔公是村苏维埃代表，当年张德万是否曾经把母亲的身世向他透露过，现在已无法知道。
刘怡乐也在1935年被还乡团杀害。
纷纷扬扬的，是那岁月的尘土……
每年夏天，母亲都要把几件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拿到太阳底下晾晒。那几件小衣服一直存放在我们家那个放有樟脑丸的箱子里。
这些布衣的经纬，编织着无人知晓的往事，它们默默地接受太阳的光照，又在年复一年的光照中无声地褪色。
每年里总有那么几个时候，母亲一个人待在阁楼里，把那些衣物捧在胸前，眼含泪水怔怔地想些什么。
后来我读到过一位女作家的散文《妈妈的羽衣》，说的是她珍藏着已故妈妈的一件羽衣，它总使她想起妈妈对儿女的爱心。这使我联想到母亲所珍藏的那些小衣服。据说被那场大火焚烧掉的衣物中，有好几件大小不同的棉袄，这显然是为母亲不同年龄阶段而准备下的。从中可以想见：一个即将与女儿离别的母亲，眼看着女儿不能在自己的羽翼下获取温暖了，便把最后的情爱倾注在针针线线里。
写《妈妈的羽衣》的那位女作家怀想起母亲的时候有那么多真切的感受，眼前总是浮现出母亲的清晰形象，内心里充满对母爱的具体体验。但是在我母亲的怀想中却没有具体对象，任凭她怎样努力，也无法唤醒三岁前的记忆，哪怕是朦胧的印象也无法求得。
母亲的怀想是孤寂、凄楚的。
我们家乡有一个风俗：大年三十这一天，出了嫁的女儿总要煮好一只鸡，连同汤汁用一只罐子装好，送往父母家，以表女儿的一片孝心，以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每逢这一天，在我们家乡的主要乡道上，可以看见提着罐子的女人们穿梭般往来。这一天，可以称之为我们家乡特有的“母亲节”。
可是，这一天，母亲的汤罐向谁送呢？
啊，无根的痛苦，失落的惆怅！
一个谜，象凄迷的雾，笼罩在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很久很久……
2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以种地为生的贫苦农民。
穷乡僻壤，加之祖父母子女多，孩子中最大的不过十岁左右，还收养了母亲，生活的境况可想而知。
更为不幸的是，在我父亲十二三岁大的时候，祖父一病不起，撇下祖母和一大堆孩子，撒手西去。
这对于本就困苦不堪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顶梁柱倒塌了，生活的重担压在了祖母和每一个孩子的肩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也不例外，同家庭中的其他孩子一样，早早就开始了辛勤的劳作。
母亲后来对我们“忆苦思甜”，最常提的一件事是：她九岁就当了“瓦桶娃”。
我们那一带，以前只种一季早稻，冬天水田用来养鱼。男人们冬天大都外出给人家做砖瓦、烧窑。通常一个烧窑师傅配一个帮手和一个“瓦桶娃”。“瓦桶娃”由孩童担任，主要的一项活是把师傅做好的贴在瓦桶上的瓦坯提到晒场上晾晒。除此之外还得挑水、做饭和做其他杂活。九岁的母亲个头还没有师傅做瓦的台子高，要把瓦桶从上面提下来，只好在地上垫上砖，做成台阶。体力的劳累还不算什么，最为严酷的是冬天的寒冷。因为身上穿的只是几件单衣，一条单裤；脚上套双布鞋却没有袜子。冰天雪地里就这样穿着，脚后跟冻裂了，既痒又痛，还淌血水，只能找点破布包包，还要照常干活……
一个冬天干下来，“瓦桶娃”的报酬就是赚得自己一冬的饭吃，为家人省下一份粮食。
至于家中的男孩子，除了当“瓦桶娃”外，稍大了还上广东挑盐头。
那日子就在苦难中熬呀，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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