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义又来了一次。那是三月初的一个上午，他比先前还要冒失地突然出现在营门口。在这之前的一天，我参加了中队专门为四个第二年兵组织的文化选拔考核。我考得不好，简直是一败涂地。我入伍已经整整一年了。过去这一年来，我几乎没有碰过我当初从家里背到部队上来的那些课本。而那三个人都是将各门课复习过了那么一遍两遍的。那场恼人的爱情，吃掉了那些本该被我用于复习功课的业余时间。我对有幸成为胜出的那二分之一，毫无信心。
经历了那么多事，再度见到仲义，我不安地发觉，重逢带给我的喜悦已经微乎其微了。
仲义穿了件深棕色的茄克，几天没剃过胡子的样子，这使他看起来变老成了，与我记忆中他的样子大相径庭。我吃惊地把他带到营院。一路上他始终低着头，郁郁不言。他这次背了一个特别大号的背囊。我悄然走在他后面，感觉那背囊像突然压到他身上的一座山。
正好方翻译回老家休假了，我跟卫翻译借来钥匙，把仲义安排在方翻译的房间里。一进门，仲义就四仰八叉地，躺倒在床上。
“我被除名了。”
许久以后，他喃喃向我道出这个消息。
似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我到底还是替他难过了，并心生自责。我也仰躺到床上，紧贴着他，听他一五一十诉说从春节到现在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
被部队除名的仲义很快被遣返回西安。如果按期正常服完兵役回家，他将被分配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被部队除名者，服役履历不但不能对找工作产生帮助，而且变成了险恶的障碍。他不但无法被安置到任何一份工作，而且连临时工的工作都很难能得到。显然的，他在找工作上面临的困境，跟他父亲失事后他家在当地的势力已日薄西山这种情况有关。实际上仲义入伍前，在家里是有工作的，他在一家粮油批发中心当管理员。
“当了一年兵，把什么都当丢了。”
仲义躺在那儿自嘲。我替他心酸，心里的自责是愈来愈强烈。
那个上午，我们两个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中间仲义告诉我一个情况：他第二次来这儿再回单位后，发现我写给他的信，被指导员拆了。指导员的理由是，要通过这信去寻找线索。他失踪了，单位肯定要想方设法获取能找到他的一切线索，拆他的信，是情理之中的。仲义找不到任何道理去抨击他们侵犯隐私的行为，但任性如他，是无法不生气的。加之他对抄报的畏惧越来越强烈，这一次，他在回到单位的当晚就再次离去。他再不打算回去了，离去时他决定。
我耐心听着，不由想起他那封公文语气的信。看来那只是出于一种必要的谨慎。
“你都去哪里了呢？他们那次去你家找你的时候，你家里人都说你没回去。”
“我去了北京和天津。我从小就想一个人出去转一转，趁这个机会，我就去满足了一下自己的心愿。”
“你以后怎么打算呢？”
仲义忽地坐了起来，下了床，走过去，打开去解背囊的系带。
“我跟我妈吵了一架。她成天说我丢她的人了，说我不争气。我不想回去了。”
“那你去哪儿？”
“我现在就想跟你在一起。这些天来，每当我心烦了，就想想你，马上不那么烦了。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我忽然警惕起来。过去因这场爱情造成的种种困扰在我脑中纷至沓来，令我后怕。
“——怎么在一起？”
“我可以在这边县城去找个事做。实在不行——”仲义哗地一下解开了背囊。立即有录音机、音箱、麦克风之类的东西从里面露了出来。“我还可以到人多的地方说评书、唱京剧。听多了我也会了，我能摹仿袁阔城的声音。给你说一段听听——”
“别闹了！”我打断了他，坐在床上低头沉思。
“我从小就向往那样的生活：像评书里的侠客那样，云游四海，有一天，突然在一个地方遇到一个女人，就再也不走了。嘿！我终于可以这样了。”
我觉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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