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在我心里逐渐壮大的神秘感，现在已刺破庸常的生活表层，渗入我的脑袋皮层里。任这生活如何琐碎和平凡，都不能使我不警惕。我联系他们先前的秘而不宣，又想及那个晚上在电视上看到的一闪而过的穿迷彩服的伤者被抬走的画面，不免这样揣度：回来的新兵还是出于保密工作的要求，隐瞒了陆键的真实情况。
孟欣丽平白无故地就差点死掉，去执行特殊任务的陆键为什么不可以牺牲呢？这么一想，我毛骨悚然，于是对部队生活有了深重的畏惧。
陆键的消失、孟班长的失事、关于那场劳动的终无定论的讨论，当然还有那种游离在我心里的神秘感，像一道道魔咒，渐渐镌刻到我脑袋里，成为我观察生活的参照和利器。我这张白纸，在缀上了这些特别的、或虚或实的东西之后，不再单薄了。我觉察到自己因此成熟了许多。
父亲坐了几天几夜的车，来团里看了我一次。他和我母亲一样，担心着这个远离家乡独自去外面闯荡的长女。他们想知道我在部队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前途。父亲带来了大半蛇皮袋土特产，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他挨个儿送给s中队的班排长、教员。班排长和教员们看着这些东西，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最后只好先收下，等父亲走了后叫新兵拿到了我的宿舍。我望着屋里的这一大堆带着家乡气息的土特产，哭笑不得。
父亲是来帮我的。他找不到别的方式，只好像所有朴实的中国农民一样把土特产当成救世的灵丹妙药。他希望借助这些东西使女儿得到更多的关照，因而与美好的前程靠近一步。
父亲来队的两天里，跟我讲了家里的许多近况。其中一件事令我惊恐。父亲说我那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十七岁的妹妹，刚刚和邻村一个三十岁的泥水匠订了婚。
“让我早点嫁出去，家里少个负担。”他叹着气说。
我想起家乡那些村子。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几年，它们看似蠢蠢欲动，但发展缓慢，村子里的那些女人，还是一如既往地从一生下来就没有自我，毫无前途可言。而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既定的命运，早要青春期来临时就立誓要离开它。一想到那些村子，至今我都心有余悸。既然已经离开它，就绝不对再回去。一定不能回去。我一度常这样提醒自己。
“你好好干！”
“你要有出息！”
“好好干！好好干吧！”父亲对我千叮咛、万嘱咐。
父亲给我带来那些与我眼下置身的部队生活格格不入的信息，令我觉得他的这场探望有点不真实。可这些信息绝对是真实的，是我自己因为与它们数月来完全断绝了关系，使它们在我心里渐行渐远。我对它的这种忽视要不得。
父亲的这次探望使我突然变得清醒。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到部队是来干什么的了。前程，这是我来部队的源动力，我竟然差点忽视了我的初衷。这也太可怕了。简直是失去理智。为什么会忽视呢？是因为仲义吗？很可能是的。我暗恋着仲义，无法自拔，咎于这种儿女情长的玩意儿，差点昏了头。作为一个前途渺茫的农民的女儿，我哪有资格儿女情长。
仲义对我的态度，还是那个鬼样子：从不主动搭理我。他虽然不会学习，但终究是高贵的，而我终究是低微的——身份是与生俱生的玩意儿——我成绩再好，他也不会看上我，怎么会呢？完全是我自作多情。我不要再去理他了。至于他正遭受着家庭变故与学习失利的双重煎熬，我也懒得管了。
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学习上，每个周一都考一百分，到七月中旬，学习室墙上那张大纸上，我已经得到了十五格红块。那诱人的电报声因了我的专注变得更加悦耳，每当听到它，我的思维就进入一个幽深之地，使我有能力对各种身外事不闻不问。我要学好这门专业，尽管我完全不知道学完后该何去何从，但把学习搞好，是我赢取更多未来的第一步。一定是这样的，我想。
我和仲义一个月没说话。我坚决不让自己去注视他，所以我不记得他是否注意到我突如其来的针对他的那些冷漠，不知道他是否曾向我投以狐疑的注视，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某个时候从人群中悄悄向我走过来，试图跟我套近乎。他曾去找过我一次，在另一个停水日，被我毫不迟疑地回绝了。
“你不用过来了！”
我不待他开口说一句话，就乒地把门关上了。
我靠在门后，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