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痴痴地盯着他的相片看，我想看出那颗子弹是不是恰巧钻进了他头发间的中缝。
这样，又不多年以后我就演出了那场挨枪子儿的闹剧。那不是流弹，使戏剧少了一点出自偶然性的巧合。但枪口准确地瞄在它要击碎的东西上，却使观众更为兴趣盎然。真的，在那么多年里我们的脑袋总是长得离枪口太近。
但是我笑不起来也不能开口说话。在介乎阳世和阴世的中间地段，我预见到未来的一切都令我沮丧。命运似乎要叫我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选择——要死还是要活？
你说过我曾摆出一种哈姆雷特的姿态站在你的面前，我想我并不是装出来的。对于死与活的问题我的确认真考虑过。但是我的特异功能仅仅把活的前景展示给我却没有透露出一丝一毫死了以后的情形。后来我一直纳闷为什么命运有意让我选择却又不同时把两种前途都显现出来供我比较。直到你的手抹下了我的眼皮，我才知道如果命运过早地展现出死亡其实是一种享受，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趋之若鹜。因为最美妙的世界就是看不见这个世界；纯粹的黑暗也就是纯粹的光明；只有在另外那个世界上，人类才能实现一直活动于头脑中的理想主义。
聋子医生还在赶着拉我的毛驴车不停地走。这段路可真够长的！他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近，仍然急急忙忙地要想法把我救活。
我想告诉他你被释放出以后可别再去救人，你救人就救到我为止好了。我既不是自私也不是顾惜他的生命，实在是因为他的死会使活人的世界失去光彩。如果为世界着想，有的人本不应死而有的人本不应活得太长。
他的妻子把在门口，没让我进屋。有许多生活在牢房外的公民尽管知道他或她的亲人是冤枉的，却认为他亲人的难友一个个都是坏蛋，都罪有应得；冤假错案只发生在自己亲人的身上。除此之外天空晴朗得不能再晴朗。这大致是我们中国人的判断习惯，他的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一开始就用一种疑惧的态度对待我。我只能站在雨水中眺望聋子医生不灭的笑容。我告诉她我是被聋子医生救活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把今天的经过重复一遍。雨水淋得我言简意赅，由此我想到所有的作家都应该在雨水中写作。但也许是聋子医生救活的人太多，她听了竟无动于衷。
我赶紧举起一包水果糖，请她放在聋子医生的祭桌上。她终于愿意跟我进一步谈话了。她说她现在唯一操心的就是工厂会不会封他为烈士，因为这关乎到她的抚恤金和子女升学就业的问题。在冷雨中我多少有点诧异，多少感到这是一种对丧夫之恸的亵渎。她马上敏感到我的对立情绪，可是却又误把我当成了工厂里派来的人，神经质地伸长脖子跟我辩论。她说聋子医生虽然没有上战场，但他死的地方离“东方红”防守的大楼仅一步之遥，完全可说是倒在前沿阵地上的。
“东方红”是什么？好像是一支歌曲。我去看聋子医生时正是我又一次劳改释放，大约有点被关傻了，竟不明白“东方红”到底指的是什么。多少年后我在巴黎又听到这支歌，并且还要我加入进去合唱，我又立刻像傻子一样。我傻子一样疑问的目光使她以为我说了怪聋子自己不当心这类的话其实我没说，于是她又嘶嘶地喊道：
“难道你们不知道他是聋子吗？”
她遥远的喊声使我明白了聋子医生原来是个聋子！“聋了好！聋了好！”我也向她大叫。
我想尽量向你叙述得清楚一点但我知道我无能为力。我无法使你明白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今天，我静静地躺在布洛涅森林中的这块草地上，躺在纳塔丽的身边想你。纳塔丽在玩弄一棵草，她说那棵草能告诉她她和我的爱情结果。你看，她举起那棵草在对着阳光仔细端详。她的头发把春天的树林染成一片金黄。我看遍了世界越看越糊涂，而她仅仅看一片草叶就能把命运看透。在这样的女人旁边我不能不悟到我原来是个鬼。鬼话和人话当然不会相同。
我最怕人家说我在模仿什么乔伊斯和福克纳。他们非要把人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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