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杨万里《插秧歌》）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陆游《游山西村》）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翁卷《乡村四月》）
直至清代，在乡村生活里还有以下事情发生，倘若它们不是记载于可以查找的文献里，习惯了以灰黑两色去打量那个时代的我们，肯定以为读到的只是神话。在一些地方，在如何处理与雇工的关系上，地主们总结出“三好”、“三早”的经验。所谓“三好”是：给雇工的伙食要好；态度要好，脸上始终挂着和蔼之色；酬劳要好，即工银成色足。所谓“三早”是：东家先早起，以便叫雇工起床；做饭要早，尽快送到田头，不能让雇工在干活时感到饥饿；晚饭后早早烧好热水，让雇工舒舒服服地抹身泡脚，早上床休息，来日有副好精力。（参见冯尔康著《清人生活漫步》）
在民国的河南，亦有如是的记忆：“……当时，我们村有两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走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高粱面花卷儿，给长工蒸白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要有腥荤。父亲说过，那两家的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父亲一定是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才发愤买地的。现在回想，那两户地主的模样，远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我相信，父亲如果成为地主，也不过和村中那两家一样，他决不会成为韩老六、黄世仁、周扒皮。”（周同宾《土地梦》《中华文学选刊》1999年第5期）到了今天，这东家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境界，已经不太新鲜了，君不见衮衮诸公都在自称或互称着人民的“公仆”。之所以还不该将其打发到斑驳锈蚀的出土文物中，只是大多数的“主人”，还没有当年长工们大口咬着白馍吃的不管不顾，理所当然，看见“公仆”们偶尔吃了一次辣椒、豆豉，“主人”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在租佃制最为密集的太湖流域一些地方，地主们在抓了“物质文明”建设后，还自动抓起“精神文明”建设。古远以来，当地农民劳作时有唱田歌的乡风，插秧时唱《落秧歌》，耘田时唱《埭头歌》，摇船时唱《急急歌》和《滴落声》……一些大户人家，为了饱满佃农们的情绪，消除他们的疲乏，花钱请来歌手到田头地角唱歌助兴，专业与业余之间此唱彼和，俨然彭丽媛、宋祖英提前三百年下基层为工农兵服务。（参见钱杭、承载著《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直到民国，乡间随意掬取的一个镜头，曾让一个形单影只的文人，顿生羡意之心：
……忽而在万绿丛中看见了一幅美满的家庭团叙图。一个年约三十一二的壮健的农夫，两手擎了一个周岁的小孩子，在桑树影下笑乐。一个穿青布衫的与农夫年纪相仿的农妇，笑微微地站在旁边守着他们。在他们上面晒着的阳光树影，更把他们的美满的意情表现得明显。地上摊着一只饭箩，一瓶茶，几只菜饭碗。这一定是那农妇送来飨她男人的，啊啊，桑间陌上，夫唱妇随，更有你两个爱情的结晶，在中间作姻缘的缔带，你们是何等幸福呀！
——（郁达夫《还乡记》）
倘若地主制经济就是黄世仁的跑马地，地主制经济就是南霸天的后花园，那么我国长期被称之为“封建”的社会，却有着长达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岂非是一件天外奇谭，一本《笑林广记》？
倘若在地主制经济下，中国农民们的内心世界，都沦陷在刘文彩的“吃人的魔鬼宫殿，罪恶的地主庄园”里，作为这片悲惨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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