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思索能够从斯大林的伪逻辑下剥离出来，思索牵引新的目光，又没有被仿佛总在倾泄罪恶起诉书的火网击中，便有可能抵达历史的峰峦下一片客观性的机场。
中国的地主制经济与西方的领主制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在后一个版本中，实行的是嫡长继承制，即家族财产由长子一人继承，世代之后仍然保持了土地的集中。
在前一个版本中，实行的是诸子共同分家析产，这是所谓“千年土地八百主”的重要原因。手头上恰好有一份材料，提到黑龙江省绥化县蔡家堡有一名大地主，最早有田4000亩。经光绪30年（1904年）、民国8年（1919年）、民国22年（1933年）三次分家，一户变成了十四户，其中有地170亩的六户，有地400亩的八户。（参见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9期）此公的后代，还算是保持住了地主的身份。相反的情形也有：土地多的人，一般孩子也多，诸子均分下来，第一代是地主，第二代可能就是富农、中农，到了第三代，一分，分出了个光荣的贫农……在后一个版本中，土地是不可转让的“已经硬化了的私有财产”，农奴在自己的一块份地上耕种，以维持一家人最起码生活的同时，还须无偿地耕种好领主的大块自营地，这便是“劳役地租”。牲口能卖力却不会耕种，否则领主仅养牲口就行了。在领主眼里，农奴只是庄园里一批两条腿的牲口；农奴不会将弯下去的头通过裤裆作横向比较，他也是两条腿的家伙，为什么我就不能当主人？农奴的身份是固化的，一如领主生下来就是领主。
在前一个版本中，从汉到清，私有土地都是可以买卖的，有人家殷实一方却可能五世而斩，有人家本无寸地经三代披星戴月而广有阡陌；甚至深入到三兄弟里，各自接过祖上一份相等的田产，老大好抽，产业化为了鸦片榻上终日缭绕不去的青烟；老二好嫖，产业换做了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的神仙；而老三蝼蚁一样地钻营在土地上，让灵牌上列祖那一颗颗忐忑不安似风中烛焰的心，终绽开了一片灿烂的笑影……与土地的流动相呼应的此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生存境况的流动，在各地的方志和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并在普遍地满足中庸之道的社会群体里，反差颇为鲜明地表现为一种激励文化，它让“上自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俦，赢十百金，莫不志在良田”，自耕农和佃农们更是“莫不思殖恒产”，而且它还使地主制经济在打破了西方领主制经济的垄断性之后，“包含有不少纯化或缓和内部矛盾的弹性。”（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
在前一个版本中，自耕农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与地主不发生关系，无须交纳地租，只要向国家上缴赋税，能获得赋税外的全部剩余产品。佃农与地主，当然是一个剥削与被剥削的存在，它却要求生产力发展水平必须提高到相应的阶段。倘若佃农的全部生产仅够自己温饱需求，或者交毕地租后自己的日子却没有了着落，这个存在便是易碎的沙器。它还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要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作为地主可以选择剥削，也可以选择不剥削，通过买卖转让出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作为佃农，可以选择被剥削，也可以选择不被剥削，甚至可以选择在被剥削的同时，又去剥削他人，即在永佃制下出卖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将自己佃来的地转租给他人，俗称“二地主”……在这个剥削与被剥削的存在里，双方交接的是实物地租，它分为两个阶段，汉唐比较多的是分成制，如“五五分成”，或是“四六分成”。到了宋代已是定额制为主，双方讲好一个租额后，若干年里不予改变。尽管有资料统计，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封建社会晚期地租率下降的趋势相反，在中国的租佃制发展中租额却不断上升，一般为总产量的50%，但自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以来，南方农作由一年一熟发展为一年两熟，佃农以秋收稻谷的一半交租，而另一茬小麦或油菜等春花作物是无须交租的。可以认为，50%的租额下，仍是有着佃农的生存空间。一个显然的证据是，在分成制下，耕牛、种子由地主垫支。在定额制下，耕牛、种子由佃农自行解决，这即是说，佃农在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余钱进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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