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领导的面子上下不来，说了一句：“不和你说了，跟你这样的人说不通。”气呼呼地走了。
王晓晗追着他的背影说：“说得通说不通要看你说的什么理，你想用歪理把人家说通是不可能的。你想用职权来压服人家更是办不到的！”
食堂里一屋子人都笑了，觉得是不该用“逃”字去说转点离开的知青。
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一起拉小提琴怎么样？”
两年前，蔡景行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和昊宇也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跟在蔡景行后面凑热闹。离开生产队的一年多里，三个人还没有机会合奏过。
三把小提琴，尽管演奏水平不怎么样，但毕竟也是音乐，回响在知青点的院子里，一番热闹。
热闹之余，我们坐在那里闲聊，从他们的话语中却听出几分惆怅。
1974年，随着上海插队干部的撤退，知青下乡也进入转折。就拿我们队知青点来说，已经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满腔热情并且成了生产队的劳动主力后，开始进入一场痛苦的反思：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走和留，是现在知青议论最多的话题。
今年，在我回队之前，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队里推荐三个知青，但其中两个年轻的被大队剔除了，理由是照顾年纪大的。
年纪大，竟然成了推荐上大学的理由。
有人不服气，于是大队干部就问他是怎么对待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想不想在农村扎根？这甚至可能成为以后不再推荐他去上大学的理由。
所以，一提扎根的事，就弄得好多人很为难。
有人问李晶霞：“你有没有扎根农村的准备？”
她说：“有。”
再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吗？”
她回答：“不去。”
又问：“你后年去不去报考？”
她默然，然后不耐烦地说：“现在还不到后年呢！”
我对她说：“不是非要说自己‘决心扎根’这些话的。如果想报考大学，就应该说清楚，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想想，生产队每年除了一两个上学的名额，还有一两个招工名额，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彼此多少有一些竞争和戒备。
昊宇说：“僧多粥少，照这样下去，总有人会永远留在农村的。”
大家又议论起前不久刚结婚的程岚。
程岚是与我们一起在1970年下乡的女知青，8月份与邻队的一个上海男知青举办了婚礼，这是我们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
程岚才21岁，结婚好像早了点，但符合婚姻法定年龄。听说有些兵团农场的快到三十岁了也没结婚，孩子倒有了。
蔡景行说：“对她来说，上学招工都没有希望，转点南方又没关系，恋爱结婚过日子倒也干脆。”
我问起国明的情况。
国明曾经想让学校根据他70届的身份，按四个面向的政策重新分配。在上海折腾一年后没有结果，只好再回到生产队。回来后他一心想等招工走，连煤矿招工也想去，被我劝了下来。那是一年多前我还没上学时的事。这次我回来发现他情绪不错，觉得有点奇怪，难道他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王晓晗说：“可能有点什么原因吧，今年春节回上海探亲时，有个小姑娘自称是国明的对象，跑到我家打听国明的情况。她说她父母不同意他们谈恋爱，国明就对她说，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回上海去的，要么被抽调回上海，要么就自己跑回上海。”
蔡景行说：“还想抽调回上海？这不是白日做梦啊！他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人家上海小姑娘？”
王晓晗说：“自己跑回去倒是可能的，但是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人家父母不同意，小姑娘自己也不会同意的。”
大家问我对队里知青目前的思想状况持什么观点？
我想起父亲知道我要回生产队后，曾来信再三告诫我：“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与全局有关的，都是党的需要，你回农村只是个人的愿望，不能强加于党，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我于是回答他们：“能走的就高高兴兴地走，不能走的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我陪着他们。”
说这话的时候，我是轻松的，因为我是已经走了再回来的人，心归于平静，与别人不再有利益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知青在走和留的痛苦反思中，开始揭去套在双眼上的万花筒，面对真正的现实，回归到了正常的人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青曾经失去的正常青春开始焕发，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生活追求、爱情欲望、知识渴求……悄悄萌芽。
知青不再为自己曾经高喊过的口号而激动，他们开始像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一样，梦想着最基本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要求：安居乐业。
104、老乡心思[本章字数：157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916:49:110]
回来后，参加了第一次队委会。
一年多之前，我就是队委，回来叫我参加队委会也属自然。
队长王雄涛又在会上提名让我担任政治队长，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当时队长是一把手，另外还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车马队长、妇女队长，都是副手。作为政治队长，负责生产队前景规划和夜校的工作，还是比较超脱的。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的队委会成员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除了队长王雄涛、政治队长我、妇女队长张春芳是上海知青外，团支部书记刘金鹏也是上海知青，原来还有一位上海知青担任会计，刚被推荐上了大学，会计就由刘金鹏临时兼着；老乡在队委中除了生产队长、车马队长外，还有保管员和贫协主任；知青和老乡一半对一半。
已经是10月中旬，大雪就要来临，队委会的主要议题是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
散会后，保管员李胜俊和我俩单独走，他言语不多，闷闷地憋了好半天才对我说：“你还是不回来好，在我们生产队，谁要是敢说几句公道话，那是没什么好处的。”
我听了只是一笑，觉得他话中有话，很有意思。
是对我的关心？还是对我的警告？
撅黄豆，一周下来，我已经慢慢适应。
早晨，西北风送我们上工地，风力很大，把我的耳朵吹得辣辣的。云块也随着我们往西边聚集。不一会儿，空中便飘起了细粉一般的雪。
天更冷了，哪怕你弯腰累了，直起身挺一下腰的那么点功夫，也会冷得全身打颤。
中午休息吃饭，发觉水壶里结了一层冰花，就着冷馒头，吃得心窝里就像塞进了冰块。
午饭后，老乡走了一半，回家睡热炕头去了。
农村自从搞定额管理后，干多少算多少工分，上下班时间没有人管。
我脱下棉袄，跳着活动了几下身子，又干了起来。天越冷我干得越欢，要不是镰刀断了，今天能干两个定额。
人出汗了，天也放晴了。
下班时，西边的太阳连着山尖那半部被拉得尖尖的，红得像火一样；太阳的上半部却圆圆的，黄黄的。看上去真像一只倒置的成熟蜜桃。
坐在颠簸的马车上，我感到一天劳动后的轻松。
回到知青点，看到肖明正在抹墙，我拿了把铁锹帮他和泥。
每年过冬前，东北都会用稀泥把外墙的缝抹平，再把窗户外的缝也全部贴上纸条，这样屋子不透风又保暖。
俩人边干活边唠喀。
他说起自己分在上海工作的弟弟，已经入团当了干部，自己有点自卑，说：“我就当个农民吧，别看没出息，每顿五个馒头！”
嘿嘿地笑了一下，他又叹息到：“哪个当领导的真正关心过自己？重视过自己？”
他觉得知青不再像两年前那样单纯天真了，人心思走，相互间变得有些冷淡麻木。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奔放，开始看破红尘，封闭自己。甚至对别人的帮助也抱着戒心，怕成为别人的戏子；但当别人稍离他一些时，他又感到被边缘的苦闷。
我从和好的泥中挑出冻块说：“自然环境使它冻上了，一般的水还化不开它，它自己也有些顽固；扔了吧，太可惜；不扔吧，派不上用处。”
肖明很敏感，平时跟我也开开玩笑，他说：“你的意思是我和它一样呀？”
我说：“我不是指一个人，好像老乡的气氛也都有些怪怪的。”
我把那天保管员李胜俊对我说的话跟肖明学了一下。
肖明回头张望了一下，见没人，对我说：“你没听人说李胜俊以前与队里妇女打情骂俏的事吗？这个人有问题。现在他对知青也不好，分粮时还克扣了知青点300斤小麦。”
在我的印象中，李胜俊以前对知青很好的，过年过节还来知青点食堂帮助掌勺烧个菜什么的。怎么现在有知青对他反感了呢？
肖明说：“不是我们对他有意见，是他们现在对王雄涛当队长有意见，你回来对王雄涛又支持，都是知青嘛，他们当然有想法。”
我不相信传说，我更愿意相信的是眼下的现状。
我想起那天队委会在讨论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时，副队长老吴、车马队长李明伍、保管員李胜俊、贫协组长刘承新几个老乡，好几次对王雄涛的安排不是很满意，讲话口气都有些呛。
这个生产队自合作社以来的20多年，没有一个人连任过队长的，从来就是一年换一个队长，已经成了习惯。是不是上海知青当了一年队长，也让他们感到了厌烦？让他们对知青当队长已经没有了兴趣？
105、出差嫩江[本章字数：173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423:40:440]
事后想起来，我胆子太大了。
生产队派我去嫩江买一台扬场机，我竟然把1200元现金带在身上就出发了。
那时厂里工人一个月才36元工资，你想想看，相当于他们三年的工资呢！
要让歹徒知道了，非招来横祸不行，不把你打死，也会整你个半死。
我把钱放在棉裤的后插袋里，再罩上一条单裤。在黑河晚上睡觉时，就把棉裤放在脑袋下枕着。
第二天一早出发，下午2点到了嫩江。
在嫩江农机供应站，看到了扬场机，却少配件，等配齐了，人家也要下班了。
我不想再等到明天，因为正在打粮季节，队里等着用。我赶紧交完钱，去联运站找车。
这是个我并不认识的司机。我们装完车，已经是夜里7点多钟，供应站的大门已经锁上，警卫说没有出门证不让我们走。
我缠住警卫让他给领导打电话。这才来了个主任，大开“恩门”。
来回折腾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挺对不起司机的，就请他去饭店，想犒劳他一下。
但司机不肯去。我以为他在恼火，就给他一个暗示：条件好说。
这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虽然给这个暗示时我也很不自在，但为了生产队早一天完成征购粮任务，又有什么办法呢？
沉默了几分钟，很尴尬。我不知道他会开什么条件，毕竟生产队并不富裕。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问。
见我不回答，他告诉我：“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做这样的事。我们的目的在于支援农业，不在于个人的私利。”
天很黑了，他看不出我脸上的红晕。
我们回联运站，一人吃了两个馒头和一碗汤。
吃饭出来，正巧碰到师范的同学，他家就在嫩江县城，硬拽我去他家坐一坐。
他那个顶多是科级领导的父亲和我聊天，向我夸口说：“要不是我被冲击的事，我儿子早就入党了。”
见我淡然一笑，他又吹嘘起自己的经历。可是在我的眼里，这些经历并不出众。
正当他喋喋不休时，一个邻居进门来求他办一件私事。他当场轻飘起来，为了在我面前露一手，竟像办公一样，亲手动笔给那个邻居写了一张纸条儿。那邻居接过纸条，连连作揖后走了。
我依然淡淡地笑着，让其捕捉到了我眼神里的不屑。
我累了，想早点回旅馆休息。临走时，他又站在门口特意给我讲了一个老掉牙的秀才故事：
从前，有个迂腐的秀才问和尚：“秃”字怎么写？和尚生气地说：秀才的“秀”翘尾巴。
东北人骂人是不说粗话的，细想一下，就知道他是在说我的傲慢。
我看在他是同学父亲的份上，依然淡淡地笑着说：“秀才翘的仅仅是尾巴，和尚秃的可是脑袋，有一句话叫作无法无天。”
他脸上稍一抽搐，便不露声色地哈哈大笑，把我送出家门。
老天下雨了，绵绵不绝的水，轻轻地落在污浊的地上，一起同流合污去了。
走了一会儿，雨点变成了雪花，把满地的污流一起盖上，给人一种洁白的假象。
晚上，躺在简陋的小旅馆里，身上的钱付出去了，不用再担心。但今夜的雪会不会有麻烦？那司机的一本正经是真还是假？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凌晨两点，我和司机一起上路往生产队赶。
好在昨夜雪不大，天气也转晴，早上7点不到，就到了大岭。
这是嫩江到爱辉的中点，所有往来车辆都必须在这里接受边境检查和林业检查。当然，这里也就成了人们休息吃饭的地方。
我们找了一家饭馆，吃饭时，司机向我讲了一个故事：
今天春天，他执行一项任务，和另一个司机一起，运一批稻种到新生公社去，那个公社在爱辉县偏僻的西角，是个鄂伦春乡。
由于雪大，那里已经十几天没有一辆车进去了。如果稻种再不运进去，就会贻误春耕。
他们两个司机，只好一个在前步行探路，一个提心吊胆地开车跟着，爬行了20多公里山地。等到了这个村庄时，他们看到老乡和知青老远就迎了出来，拍起了巴掌，一张张高兴的脸上竟然流着泪。
他看到这种场面，呆在那儿了。
他说他一开始感到惊讶，后来又感到自愧。他无法描绘出那种场面的氛围，但却能深深感受到老乡和知青那种对集体、对国家、对党的无限信任和感情。他自愧自己没有这样的思想感情。
但从此以后，他体会到了司机这项工作的意义：那就是为人民，不是为私利。
想起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担心，我现在倒真的是感到惊讶和自愧了。
中午，扬场机就拉到了队里的场院。
我带司机去知青食堂吃饭，然后与之告别。
回到场院里，见扬场机已经安装好，老吴副队长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么快就回来了，干事真利索！”
突然，老乡们发出了欢快而又吃惊的叫喊声，原来，扬场机通了电，金黄的稻粒像一道弯弧，腾飞在半空，在阳光下显得分外鲜艳。
而我脑子里却是挥之不去的司机故事。
106、南方回信[本章字数：15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610:25:220]
仲志红给我来了一封信。
她和弟弟志浩一起转点去南方老家插队已经快一年，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封信。
信很长，说了三件事：
一、她听说知青点针对她的转点是不是“逃走”发生了一次争论，谈了自己转点的原因，并对王雄涛表示了不满。
二、对我的回队表示担心。
三、告诉我，她弟弟志浩参军了。
仲志红与我的家庭背景差不多，父亲都是“三八式”干部，彼此平时交流就直截了当，相当干脆。
我给她回信的风格依然如旧。
先谈志浩参军的事：
“志浩参军是值得庆贺的。
我在儿童时这种愿望也十分强烈，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开始有了写作课，第一篇命题作文的标题是：“我的理想”，我写了自己想当一名空军，竟然得了个5分加☆。
那时，从没想到过后来会当一个农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不知道这一辈子还有没有战争在等待我们？如果有，希望是在我们年轻力壮时。因为那样我还可以拿起枪，还可以是一名战士。
现在？就让别人争着去当“和平”兵吧！希望这不是一种脱离插队的侥幸，不是一种走后门带来的外快，因为这些都与我已经无缘了。
我觉得不要满足于参军入党当干部，或者进厂上学。如果满足于这些，始终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学习和读书才是重要的，凭借日积月累的知识和才能，才能在暴风雨到来时得到升华。
如果你听了我的这几句话要不高兴，那么，我只好再忍受一下‘久不来信’的痛苦了。”
再谈我回队的事：
“我与知青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我今后还将以知青点为基础，开展我的爱好――用笔记录这个时代。”
最后谈对她转点插队的看法：
“至于你的走，很多原因我并不太了解。
比如，你说是因为看不惯王雄涛，于是一走了之。
必须承认，王雄涛是有他的优点的，讲情义，敢拼命，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但事情都是变化的。
他当队长后，人们对他的意见变得多了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队长的要求本来就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还停留在原先的水平，没有突破自身的局限。我听说了一些事，具体就不展开了。
是的，王雄涛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并不想为他辩护，但他也在变化中，变好要有一个环境，变坏也要有一个环境。
以前插队干部在生产队的时候，采取的方针首先是鼓励，其次是批评。即他在为知青点和生产队做好事时，支持他；但发现他身上的缺点错误，就批评他。
插队干部走后，这种支持和批评都衰落了；而王雄涛当队长后，也缺少了具有权威力量的支持和批评，他的局限就显露了出来，影响了知青点和生产队的情绪。知青开始埋怨老乡的这股“水平低下的政治势力”，而老乡也对知青当队长失去信心，酝酿早点结束“知青当政”的时代。
这是一个环境和个人都在发生转变的复杂过程。
我们不能左右大环境，但我们能争取营造好的小环境。
我反对把他推到对立面的做法，我相信只有在支持和批评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包括知青点，才会在矛盾中前进，而不是陷入僵局。”
“对于你们这次转点回老家插队，有一些人有不同看法，你觉得无法解释，我更是没有言语了，只是在心中感到一点留恋。对每一个知青的走，我都有这种情感。
你说要在新的地方以以往的事作为借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十分支持。老生常谈地说一句吧：绝不要随着年华的增长而老气横秋，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我们一定要作为崭新的一代生活下去！
你有很多优点，尽管有时因为单纯而犯一些小错，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要我们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我们是能接受正面的教训的。
要说我对你的走有何意见的话，我只有这样一条：正直热情，敢于说话的你走了，真遗憾！
好了，你对知青点的现状并不承担责任，我这样说只是希望知青点里还能有像你这样的人存在。
其实，到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有不同的看法，那就让他们去说吧，何必为此伤脑筋？走自己的路！
不多写了，现在已是夜深人静，身边的那些鼾声勾起了我的睡魂。”
107、远离官场[本章字数：154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623:19:470]
公社传达了7月24号的中央文件，内容是全国知青工作六条意见。
散会后，各大队来听传达的知青点负责人私下议论：
听后一点感觉也没有，相当一般化。
知青中现在很多问题靠什么来解决？
官员一面教人务农，一面在屁股后面伸手把自己的孩子拽回城市，后门已经变成正门，羞耻变成光荣，卑鄙是一种能力，根子在哪里？
不问个清楚，大家心里不安。知青在下面傻傻地流血流汗地干，对当官的自私变态不闻不问，那简直是太蠢了。
发完牢马蚤，大家各自回去。
由于上次派我去买扬场机挺顺利，队委会又委托我去地区农林办，要求拨一台沈阳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
上次买扬场机时，我认识了地区农林办的张宝民。他知道我回爱辉的事，问我：“回去就当一辈子农民喽？”我跟他说：“农民也挺好，并不是吃饭挣工分睡觉三部曲，有很多故事，挺充实的。”他记住了我的话，要我以后有事找他。
我这次带肖明一起去黑河找他。
张宝民把我介绍给农林办一位姓孔的主任。
孔主任曾在孙吴县当过县委书记，人很热情，和我谈了二个多小时，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地区农机局解决。
晚上，张宝民还特地赶到我们住的大车店，给我们两张《闪闪的红星》电影票，再三叮嘱：“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比如缺少什么机械或零件，就来找我。”
张宝民走了，肖明说：“这下好了，等于农林办在我们生产队蹲点了。”
第二天上班时间一到，我们就去农机局。
但农机局的人说：“今年的手扶拖拉机指标已经全部用完，但孔主任托办的事，我们一定放在心上，等有了新的指标，一定会通知你。”
人家把话说到这里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出门来，正好碰到上海慰问团的干部，把我叫去他们的办公室，要我写一篇回农村的材料，说是要向上面汇报，还要我在毛主席12月21日指示发表六周年前写一篇文章给他们。
我哪有心情弄这些东西，出来后对肖明说：“回生产队！我有点怕，怕像肥皂泡沫一样爆掉，不写，什么也不写。”
肖明说：“对，实实惠惠，上面给东西要，上面让写东西不行。”
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不认识的知青和当地几个工人吵架，要打起来了。只见那知青大声说：“黑河的官和流氓我都认识！”
那几个工人竟然不再吱声，站在一旁蔫了。
我在一旁觉得好奇，便问那知青：“官和流氓不是对头吗？你怎么能统一起来？”
他嘿嘿一笑，吐露良机：“这样才不会吃亏，才能到处走得通。”
我又好奇：“后门你也能走得通？”
他开导我说：“走后门是一种本事，领导能开后门，那是本事，群众能走到后门，那也是一种本事，你既不能开后门，也找不到后门，那你就白活了！”
红黑相通，什么时候开始的？
至少在我出生到20岁之前还没有这个概念。
这世界已经脏了。
见我发呆，肖明先是骂了一通现在的领导如何会走后门，说要是自己的父母在这儿做官，这帮大小领导都会来巴结自己。
他还想着手扶的事，说：“你手里有地区农林办主任的条子，趁这几天没事干，得天天找农机局领导磨嘴皮子去，有志者事竟成呀。
我说：“磨什么磨？回去，我们可以提出要手扶的请求，但不能太过分。古人云，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官场正气，年轻人可施才报国，官场污浊，年轻人最好远离自洁，以免将来拉清单被人算账。”
肖明没听懂我在说什么，跟我上了回生产队的长途车。
在车上，我对肖明说了前不久刚看过《叶尔绍夫兄弟》的其中一段：
名利熏心的工程师克鲁季里契想利用人缘关系，用走后门的办法为自己谋取一个好地位，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
市委书记是这样说的：“对你提到的几个部长我都不认识，只是工程师是否认识另一个人？”
工程师说不认识。
市委书记告诉他，走出大门，向右拐一下，往一个街园里去就可以看见他的墓碑。说这个已经牺牲的烈士能帮助工程师解决一切问题！
肖明听了很不以为然，说：“像你这样，什么事情都照书上说的那样讲原则，那么认真，要吃亏的，没什么意思。现在谁不是出门讲马列，关门图私利？”
108、四级干部[本章字数：1252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721:36:300]
贫协主任刘承新和队长王雄涛吵了一架，导火线是分豆秆。
豆秆是东北农村过冬的好燃柴，黄豆脱粒打场时，马绳吐出的豆秆都当场装车拉走，挨个分到社员家。
这天送豆秆的人马虎了一点，当中漏了人家。其实，只要后面补上就是了，可是偏偏连着两车没补，刘承新来提意见了。
王雄涛正忙着入马绳口，嫌他烦，没好气地骂了一句，俩人吵了起来。
这一吵，一连串不顺的事都跟着来了。
24马力的柴油机起火，差点爆炸；电动机的线源接错，找来两个技术员都傻乎乎地没看出来；知青点也跟着凑热闹，跑到队里找队长，说是丢了6只鸡。
由于查不出电动机的毛病，打场的夜班停了。
晚上，知青班子趁空开了个会，安排过冬的一系列事务。
也许是大家心情不太好，开始会开得还顺，到了如何吃粗粮的问题上，卡壳了。
知青集体今年分了4000余斤粗粮，除用2000斤换粮票给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外，还有2000来斤粗粮要大家吃的。
有人说：为了防止一些人在食堂做粗粮时不买，做细粮时多买的情况，建议食堂连续做粗粮，不把2000来斤粗粮做完就不做细粮。
有人反对，认为这妨碍了大家正常的生活，最好还是粗细粮搭配，每天两顿细粮，一顿粗粮。
但立即遭到回击，用语十分激烈，甚至带着点攻击性。
我让大家好好说，谁知情绪激动的他们无法安静，还有人连连劝我别“打岔”。
没办法，都是那年代过来的人，说话习惯“上腔”，喜欢用强加于人的气势来逼使对方接受。
会议对如何吃粗粮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会开到一半，队里让我和刘金鹏跟车去县城送粮。
从粮库出来已经半夜12点。我和刘金鹏跑遍了黑河的大街小巷，也没有找到住处。大小旅馆都反扣了门，叫都叫不开。
我们只好再回到粮库，在冰冷的走廊里，躺在麻袋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回到生产队，听说要开四级干部会。
当年干部的大小有一套数字分级，数字越小，级别越高，听说十三级以上就属于高干。瑷珲县上海插队干部中就有八级的大官，比黑河地区领导都要大好几级。
但这里说的四级干部并不是数字级别，而是指县、公社、大队、小队这四级干部。
每年年底，县里都要开四级干部会，这是一年中全县最重要的活动。今年开会的通知已经下来，生产队的一把手、二把手、会计都要去，会期是七天。
队委会开了一个短会，把队里的全面工作都交给了我。
黄豆打场还没结束，我带着又打了一个夜班。
星儿平静地眨着眼睛，好像在告诉我，这一夜航行顺利；月儿柔柔地弯下腰，好像想低声跟我说：明晚再见。
快亮天了，刮起一阵清风，冻得我下巴都有些麻木。天更冷了，飘起霜粒，就像把天空中的蒸汽冻成了冰片一样，它们在灯光的映照下，晶莹闪烁，慢慢落下。
远处，鸡鸣狗吠，百家农户升起了缕缕炊烟。打了一个夜班的社员看到了晨曦，格外精神起来，赶马的吆喝声，相互打闹的嘻笑声，合着“突突突”的脱谷机声，洒满了场院，迎着即将升起的太阳。
已经第五天了，夜里干活，白天处理事务，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夜班结束回去路过大队部时，老贾头仔细地看了看我的眼睛，说：“回去一定要马上睡觉！”
想起昨晚，贫协组长刘承新也想代我打半个夜班，说是让我歇歇。我说：“没关系，还能顶住。”
109、揍锅底[本章字数：154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822:38:080]
县里四级干部会已经第六天了。
明天晚上，去县里开会的队长王雄涛、生产队长老吴、会计刘金鹏将回队。
夜班打场快收工时，县里来了送粮车。看大家一夜辛苦，我就自己跟着车到黑河送公粮。
第二天上午回到生产队，听人们议论纷纷，说堆在场院里的水稻被人动过了，留下了作案的痕迹：盖着的油布被掀起，还有两只脚印。
下半夜我去送粮时还在庆幸自己：临时全面负责工作的几天挺顺利。结果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心里有点窝火。
我盯着云龙，因为跟车送粮前是我让他看管场院的。云龙脸色涨红地说：“不是人动的，是猪拱的，都是猪蹄印！”
他负有责任，当然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敷衍过去。
现场早已经被破坏了，我只好询问当时看见现场的人，并通知他们到我这儿来共同分析。
昊宇见我到处找人，便打听怎么回事。
听完，他哈哈笑着说：“今天一大早，我们知青点的那头猪要送到队上来杀，我看绳子没绑牢，就到这里掀起油布，在水稻里扒出几节口袋绳去扎猪。”
我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找绳？”
他说“因为我夜里下班时，看到有剩下的口袋绳放这儿的。”
事情水落石出，一场虚惊。我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地，抓住他的衣领向满场院的人喊着：“小偷抓到啦！”
我私下提醒云龙：“有人进场院掀开油布你都不知道，还硬说是猪拱的，你肯定是去哪儿睡觉了，幸好是一场误会。”
云龙依旧红着脸嘟囔着：“那上面是有猪蹄印嘛。”
“猪来了，看场院的也得管呀。”
说完这话，我觉得头有点晕。
肯定是昨晚送粮，被风吹得感冒发烧了。
回宿舍，我昏昏沉沉一直睡到傍晚才醒，颤颤巍巍穿上衣服，准备去食堂里弄点吃的。
门“吱”的一声开了，近80岁的贾大爷端着一个饭锅，紧扣着盖，盖上是一只白瓷碗和一把饭勺，笑着看着我。
我有点吃惊，因为在门打开时，我看见外面已经下起了雪，贾大爷是从风雪中端来了他亲自给我做的饭。
“你怎么样？好些了吗？”他把我推坐在炕上，然后打开锅盖，锅口上还嵌着一只碟子，碟子里是酸白菜炒肉，端出碟子，锅里是热呼呼的大米粥。
“就在这儿吃吧，”他帮我盛了一碗米粥，“我中午回家特地给你烧的。有病了就得好好歇着。”他坐在炕上掏出纸，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白色的烟雾飘绕在他白色的头发上。
他见我瞅他，就对着我说：“你怎么啦？快吃吧！”
我说：“你也一起吃吧？”
他摆摆手说：“我早吃过了。”
四级干部会结束，去县里开会的干部回来后，生产队开始班子整风，天天开社员大会，会场拉起了横幅：“找差距，揭矛盾，揍锅底”。
“揍锅底”是东北农村独特发明的说法，那意思不仅要来个底朝天，还要把锅底的黑灰弄出来抹一抹。
由于队长是知青王雄涛，知青在会上发言比较平和。但老乡不买账，发起言来话语呛人：
“学大寨的口号，每年都是春天喊得挺好，而一到夏锄，就像老头上山，一步不如一步。冬天总结的一些东西，到大忙之后就忘掉了。”
“咱队领导班子人员不少，上第一线的不多。比如今年夏天，队长一早到场院，把社员指挥走了就行了。领导对生产一线问题不了解，产生了窝工，今年来支援的不少，苞米都是别人扒的，但社员的工分也没少花呀。总之，一线少，看不见，指挥不了。”
“县里领导有小汽车，咱队没小汽车，但有人说，队长西不过衙门沟，北不过头道沟，连路也不会走了。”
“队长有时只能听好话，不能听坏话，拿马列主义电棒照别人，不兴照自己，听不得孬话，谁干的好一点，就说闲话，什么你怎么干也好不了。”
“现在，学大寨别的没学好，评分学好了。我看，咱队上连评分也没学好，领导班子里一到评分就拉不开面子。”
作为生产队一把手王雄涛，甭管老乡提的意见是针对哪个队长，他都听不下去了，气呼呼地在会上什么也不说，情绪十分低落，对即将开始的选举生产队班子已经毫无信心。
开完社员大会，王雄涛看到我，大发牢马蚤，对那些意见逐条反驳，骂道：“这生产队，没个搞好?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