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史记》
作 者：倪方六
盗墓史记 第一部分
序：令人发指的盗墓活动（1）
盗墓是丑恶的现象，j尸令人发指
历史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人类足迹，是过去时代古代文明和重大往事的真实记录，是对人类每一个具体成果、每一个特别事件的还原写真。中国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文明古国，忠于史实的中国史官有敏锐的眼光，有直笔修史的优良品德，有记言修书的好传统。中国的史籍浩于烟海，仅仅26部正史就十分详细地记述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和历史瞬间，让后人得以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的人类辉煌和发生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人间往事。
中国古代有专门负责文字记录的官员，人们称为史。史字是象形字，在甲骨文、金文之中经常出现，其象形之体，表明是右手持物，意思是作为史官，必须忠实地记录历史。汉学者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史在中国古代，是专门保管、研究和书写的官员，就是所谓持册、持书、写书之人。王国维说：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官。
三代以降，直至清代，史官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史书成为仅次于儒经的一类藏书，成为中国历代藏书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代朝廷之中皇家收藏之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之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藏书。被历代皇帝奉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十分庞大，可谓汗牛充栋：《二十五史》之中，字数最少的史书是《陈书》，大约20万字，字数居中的是《明史》，大约300余万字，字数最多的是《清史稿》，大约500万字。正史一词，最早见于梁目录学家阮孝绪之《正史削繁》。正史之称，有三史、四史、七史、十一史、十三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之说。
正史是史官对历史的如实记录，有些史官为了忠于自己的良知，为了历史的真实，赴汤蹈火，遭受酷刑，也在所不惜。人类真实的、可信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史官的记述之中变得鲜活起来。同样，对历史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探究，以及任何一次对不可知领域的深入解幽和探秘活动，都是每一个文化学者对历史的一次梳理过程，也是一次较为专业而系统的考古挖掘——正是通过这种记录和挖掘，人类的文明得以记录，文化得以传承，真相得以还原。
人类对过去历史的探究是坚定而持久不懈的，是深刻而广泛的，汗牛充栋的史料就是证明。然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有一块圣地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发，这块圣地就是人类最后的归宿之地：坟墓。是人类真的忽略了这块土地？不是，是文化使然。中国有十分完备的墓葬制度和丧事礼仪，但在中国的文化之中，人死之后的灵魂是神圣的，也是具有某种神密的力量，对鬼神必须敬而远之。从圣人孔子到偏远乡绅，从王公大臣到普通百姓，对鬼神和灵魂的崇拜是自然而然的，仿佛一生下来就根植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事实上，中国人对祖先的坟墓，对亲人的尸骨，看得比任何神灵都重要，都神圣，绝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不敬和亵渎。
可叹的是，在人类漫长的揽幽探秘的历史考据活动之中，出现了一种极其丑恶的现象，这就是盗墓。盗墓之所以丑恶，原因有三：一是惊扰死者，是对死者及其亲人人格尊严的践踏和侵犯；二是破坏古物，是对坟墓之中随葬物的空前浩劫和无情掠夺；三是损毁遗存，是对不同时代文明遗存的肆意损坏和恣意摧毁。最为恐怖的是，在人类一次又一次丑恶的盗墓活动之中，竟然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j尸现象！
在中国官方认可的正史之中，有关盗墓的记载不绝于书，而关于j尸的描述也层出不穷。最令人震惊的j尸事件，莫过于西汉末年赤眉军农民j污中国第一位女皇吕雉尸！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记录在《后汉书·刘盆子传》中：赤眉军是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他们贪图财物，所到之处，大肆抢掠。京城洗劫一空之后，起义军纵火焚烧宫室，扬长而去。他们浩浩荡荡地来到南郊，兵马极盛，号称百万，声震四野。刘盆子乘坐着帝王之车，驾着三匹骏马，纵横奔驰，身后跟随着数百精骑。他们从南山直奔城邑，在郊外与更始将军严春展开激战，尸横遍野，最后，大败严春。他们占领安定、北地，来到阳城，突然，天降大雪，寒风剌骨，冰天雪地，许多起义军在冰雪中冻死。他们两眼血红，满腔仇恨，浩浩荡荡地回到城郊帝陵，疯狂地挖掘皇帝、后妃陵墓。他们惊奇地发现，汉高祖皇后吕雉的尸体，由玉匣装殓，珠宝如山，尸体鲜活如生。起义军疯狂了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j滛了吕雉的尸体。
序：令人发指的盗墓活动（2）
这段史书的记载，委实恐怖，令人心惊肉跳，但未必真实。因为，一代女皇的吕雉，去世之时已经60多岁了，应该称得上是老妇人。她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距西汉末年有200余年，一位260余岁的老妇人，能鲜活到哪里去？j尸的行为可能有，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农民起义军侮辱和践踏吕雉的尸体以泄满腔怨愤。
宋代大学者司马光用了20余年的时间，编纂了一部惊世之作《资治通鉴》，他的眼睛都编瞎了。令司马光欣慰的是，这部史书，是公认的一部信史。这部书中，记载的盗墓贼j滛冯贵人尸体一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冯贵人是东汉第10位皇帝汉恒帝刘志的宠妃，美艳如花，恒帝视为天下绝色。当时，皇后是窦氏，势力强大，朝廷由皇后为中心的外戚专权。掌握兵权的权臣梁冀，毒杀了9岁的汉质帝之后，扶持15岁的刘志登上皇帝的宝座。刘志做了22年的皇帝，不理政务，一味痴迷于女色。后宫之中，美女如云，多达6000人。花蕾般的冯贵人，就是众多美女中的花魁。可惜，红颜薄命，正是花季年龄的冯贵人，不幸病死。大约70年后，汉灵帝刘宏执政。这时的东汉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盗贼四起，烽火连天。一批盗贼惦记着皇帝、后妃陵，盗掘了冯贵人墓。挖开坟墓，盗贼们目瞪口呆：美丽如花的冯贵人依旧玉手如葱，美艳照人！他们不禁摸摸她的手，竟然发现还有点温热。他们喜出望外，如醉如痴，就轮j了冯贵人尸！
盗墓是人类一项最为不耻的行为，但许多人认为，这是最容易发财、最为惊险刺激的一项活动。许多盗墓者觉得，在所有的职业之中，盗墓是最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之一，他们感觉十分有趣，他们愿意为之冒险；他们为利益所驱使，也乐于为之冒险。人生在世上，生死至大，入土为安。可是，盗墓者却在月黑风高之夜，打死人的主意，半夜三更地挖死人的“坟墓”，惊扰长眠在地下熟睡的人。这种行为，简直是没有人性，也缺德透顶。
探究盗墓史
多少年来，别无所好，就是喜欢看书，喜欢看好书。我经常逛书店，也常常看见书架上展示的畅销书。前几天，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师永刚先生推荐的新作，希望我能写一篇序。这样，《盗墓史记》的书稿，就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欣赏作者倪先生的文字，喜欢他文字之中游刃有余的穿透力，更令我惊喜的是，这是一部探究盗墓史的佳作。
盗墓和探究盗墓，是有很大区别的。盗墓是丧失人性的行为，对陵墓的破坏性极大，挖洞盗坟，既对坟墓中的古物和尸体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也是对尸体及其亲人尊严和感情的亵渎和践踏。这是世间最下流的勾当，也是世上最可耻的行为。探究盗墓，则是借盗墓人的一双黑手，轻轻地掀开尘封在地下数十年、数百年的墓葬文化，探究的是墓中主人的生活和足迹，挖掘的是一段特殊历史的是非曲直和历史功过，展示的是坟墓之中所埋藏了数百年的人文风物和文化宝藏，厘清的是不为世人所知的个人隐私和历史谜案。这是对墓葬文化的探索，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因此，探究盗墓史，趣味无穷，价值无限。
中国历史上最疯狂的盗墓狂人，恐怕就是伍子胥先生，这位旷世奇才，恨死了楚平王，在他功成名就之后，特地将楚平王的尸骨从坟墓中拖出，疯狂地鞭尸三百，以泄私愤。春秋时期，没有发迹的齐懿公与人争夺田产，以失败告终，一直耿耿于怀。后来，齐懿公登上了国君宝座，他立即吩咐侍从，挖掘仇人的坟墓，剁下坟墓之中仇人的双脚以解恨。相比之下，游手好闲的汉广川王刘去，心里坦然得多，他四处游荡，挖坟盗墓，仅仅是为了好玩而已。南朝之时，陈叔陵挖掘坟墓，也只是因为，喜欢看死人的骨头……。
《盗墓史记》专设人物篇，揭示了历史上最疯狂的十二大盗墓狂人。
《盗墓史记》以清新的文风，展示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盗墓行为和令人恐怖的盗墓贼嘴脸。
序：令人发指的盗墓活动（3）
《盗墓史记》游离在正史和野史之间，剖石为玉，大浪淘沙，再现了一幅幅夜幕之中盗墓过程之中的恐怕画面。
《盗墓史记》的作者是一位资深文化记者，对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十分关注。从他的文字之中可以看出，他看了不少书，对历史，对古物，对盗墓，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至于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部书的真正价值何在，答案就在书中，也在读者的心里！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专家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 向斯
2007年月12月18日于北京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1）
一、“墓”的变化
提起盗墓，不少人或许会想起野蛮、龌龊、肮脏、缺德这些不雅的词汇。实际上，盗墓背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
与“墓”意思相近的，还有“坟”、“茔”、“丘（邱）”、“冢”、“垅（垄）”、“土”、“培”、“堬”、“垜”、“山”、“陵”、“寑”等十多种叫法。
“墓”，大概是最为原始、正宗的概念了。笼统地说，墓是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物的固定设施。在考古学上，常会把“墓”与“葬”相提并论，言之为“墓葬”，可见墓的古老和重要。
“墓”的本义有多种解释。《说文》称，“墓，丘也。”《广雅》谓，“墓，冢也。”《论衡·讥日》直接说，“墓，土也。”更有学者从字音上进行解释，清代乾嘉学派的中坚人物段玉裁称，“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
但“墓”与“坟”、“冢”、“丘”、“陵”等，在古代有相当大的差别。
凡掘坑岤葬，盖土与堆平，不植树者，方叫“墓”，“墓”中透露出的是中国人朴素的早期丧葬观念——“不树不封”。
“坟”，则是与“墓”相对的。虽然现在大家通常把“坟墓”放在一起使用，但在先秦以前，两者区别明显：葬岤积土成堆，才叫“坟”。即《方言》所谓的，“坟，地大也，青幽之间，凡土而高大者谓之坟。”而坟的本义就土堆子，《礼记·檀弓上》称，“古也，墓而不坟”，就是这个意思。
“冢”的本义，《白虎通》称“大也”。后来的意思则变成了坟，但《说文》称，“冢者，高坟也”，即封土高大的坟。上面的冖 表示地下覆盖，将死者覆盖于墓中,故从冖。
“丘”，本来指坟堆，即堆在葬岤上的封土，与此有相同概念的，还有“垅”，垅与“垄”相通。《汉书·楚元王传》称，“尧葬济阴，丘垅皆小。”意思是，尧当年葬于济阴，其墓的封土很少，地面的坟头不大。
“墓”与“坟”、“冢”、“丘”意思上的不同，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早期人类的等级差别。普通人家的葬处可说是墓，也可说是坟，但“丘”则非下层民众可用。《周礼·春宫》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概意思是，死者下葬后，墓上封土的高底和植树的多少，与其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是越礼。王公级别的才叫“丘”，如苏州著名的虎邱斜塔，即因吴王阖闾之冢所在而得名。
墓中的更高等级，则是“山”和“陵”。
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渭水》（卷十九）有这样的文字，“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
“陵”的本义是指高大突兀的山丘，后来则逐渐成为皇家坟冢的专用名词。其衍变过程就是指坟冢的封土越来越高大，最后到了堆积成山的地步，这非帝王不可为，所以只有帝王才能把墓造得如山一样高大。
但早期的“陵”，也可以是王公们的坟冢。《史记·赵世家》（卷四十三）称，“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十五年，起寿陵。”清代学者顾炎武据此考证，肃侯的墓是高坟大冢，其也称“陵”，可见“陵”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且是诸侯可以使用的。
更有学者考证，在此前的春秋时期，已有了“陵”的概念。但在刘姓定下汉家天下后，特别是汉高祖刘邦的坟冢称为“长陵”后，“陵”就不能乱用了。只到今天，一般人的墓仍不可称为陵，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其葬处才叫“蒋陵”。
“寑”，是陵的最高级别，寑本身并不是尸体所藏之处，是附属建筑，一般认为是“陵上的正殿”。
“寑”原指正规的起卧房间，即“寑室”，成语“寿中正寑”中的“寑，即取此原义。帝王所居之处则叫“寑宫”。而帝王死后去阴间仍想当皇帝，自然其魂灵依附的尸体所藏之处，也要造得如生前的宫殿一样，于是有了“陵寑”，这一专指帝王坟墓的特定称呼。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2）
从“墓”到“陵”的一步一步变化中，可以看出人类从蛮野向文明的进步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发展主线——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出现、确实和强化。
墓“不树不封”，地面无留痕迹，子孙也找不到。所以当早期是没有扫墓、祭祀概念的。这一习俗在蒙古人身上一直有体现，在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死时，都还是秘葬，地面不留标记，以致一直到现在，成吉思汗的葬处都没有被人发现。
“不树不封”的另一面则说明，早期人类的情感相对是淡漠的，或者是狠心的。
在生产力水平低，活人生存都颇艰难的环境下，对死人的照顾自然也就顾不上了，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感情，去考虑生死离别。后来，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有了积余，活人对死人就开始“怀念”了，而且感情越来越深厚。
这种“怀念”，就是感情的一种升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除了“墓”的概念有变化，墓的形制也同步被强调了，如帝王陵寑，由“封土为陵”逐步发展为“因山为陵”。
墓址的选择，不再像早期那样，随便找个地方安置，而是讲究“风水”。
晋代堪舆大师郭璞在《葬经》称，“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此“风水观”对后世，特别是帝王陵寑选址影响很大，即便是普通人家，也要请风水先生相墓，寻一块可以旺子旺孙的吉地下葬。
墓也不再是死后匆匆挖筑，而是生前就开始营造了。
如始皇帝嬴政的秦陵，至其在东巡途中病死时，仍未完工。《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参与造陵的犯人就达70余万，可以想见其规模的巨大和形制的复杂。
二、“葬”的不同
“葬”，是一个会意字，从“死”，指人死后盖上草席，埋藏在丛草中。可见，古人死后，只是草覆盖后简单埋葬，没有使用棺椁一类葬具的说法。
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照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后来，葬泛指处理尸体的不同方式，如土葬、火葬、天葬、二次葬等等。
“葬”音与“臧”相近，古义“臧”与“藏”相通，因而有学者认为，葬，就是收藏尸体，《说文》就是这个观点。《礼记·檀弓》称，“葬也者，藏也。”《荀子·礼论》称，“故葬，埋敬藏其形也。”都是这个意思。
与“葬”经常搭配起来使用的字，是“丧”——丧葬。
“丧”者，伤也。为什么要悲伤？因为有人死了。所以“丧”的小篆字形，上面是“哭’,下面是“亡”，表示哭已死去的人。因此，《说文》解释，“丧，亡也。”
葬，有薄葬与厚葬之别，构成了活人对待死人态度的全部。
人类最初或许并没有葬的概念，后来挖坑埋掉，身上盖点杂草、草席什么的物品，才有了原始的“葬”。而这种原始的“葬”，一直贯穿于人类生活中，至今家贫无力办亲人葬事者，还是这种处理方式。
明太祖朱元璋在当皇帝前，家中一贫如洗，其父亲得了瘟疫死后，就是用草席包裹了一下，与其兄抬到乡人施舍的一块荒地上，草草埋掉。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后来想迁葬，都不方便，最后刘基称迁墓会影响风水龙脉，朱元璋正好作罢。
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确实是这样。
1977年，考古专家在河南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首次发现和发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裴李岗文化。在一处氏族家族墓地中，共发现了114座人类早期墓岤，墓岤简单，不见葬具，随葬品也很少，甚至没有。即便有点随葬的物品，也仅是磨盘、磨棒、石斧、石铲、石镰、陶瓶、陶罐一类早期生产、生活用品。
这些考古发现也证明此时的中原地区已开始走向初步的文明，原始农业文明时期。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3）
据宜昌博物馆公布的资料，1998年11月，在三峡工程建设中，于三峡库区归县旧州河古遗址，考古发掘了两座距今4000多年的原始社会墓葬。其中，二号墓为腰坑墓。这两座墓资，均为同一时期的土坑坚岤基，距地表深3米左右。其中一号墓坑长2米，宽0.78米，人骨架保存较好，骨架长1.64米，葬式为侧身屈肢，头向南，不见任何随葬品；二号墓坑长2.12米，宽0.85米，深0.4米，人骨架保存放好，骨架长1.65米，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北，随葬有陶罐、陶钵、陶碗、石铸等6件随葬品。
人类早期这种丧葬方式，可以看成是“薄葬”。
与“墓”的概念往后出现变化相一致的情况是，在“薄葬”之后，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出现对尊贵死者的追崇，特别是后期“国家”和帝王出现，葬事开始复杂了。
与墓有级别一样，葬亦有了等级——葬厚流行，就是等级的反映、彰显皇威的体现，是“事死者如事生”观念的具体化。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其后是商、周。这个时期的贵族墓葬就很不一般了。各种精美随葬品的考古发现，证实当年的葬事是如何如何地讲究，厚葬是如何如何地严重。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妇好墓”便十分豪奢，是这个时期厚葬的代表之一。
现已证实，妇好是乙辛周卜辞上记载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此墓未被盗掘过，出土的随葬品多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有468件，品种几乎含盖了过去殷墟中出土的所有青铜器种类。有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中国目前已发现的体形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墓中还有755件制作工艺很高的玉器随葬品，还有绿松石、玛瑙、水晶、象牙等许多宝石。
之后的春秋时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时“礼乐崩坏”，时人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史载，当时的齐国、宋国葬事逾制，导致厚葬之风盛行。
到了秦汉，厚葬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随葬物品多得装不下，据称所随葬的财富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后汉书》记载，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掘诸陵，取其宝物”。茂陵中的随葬品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后世有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对如此的厚葬作法提出了反对。如魏武帝曹操、汉文帝刘恒、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生前说提倡薄葬。曹操还身体力行，死后不随葬金银宝，陪以瓦器，连“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谓“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盗”的反复
“盗”，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会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脩身》中称，“窃货曰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窃货”、“窃人之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偷东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能算偷”，实乃是一种诡辩。偷乃小人之举，所以庄子说，“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
大者盗国，小者盗墓。两种行为中都是“盗”，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后者是偷死人——发死人之财。
从盗墓史是来看，盗墓的动机大概有四类：图财、报复、游戏、巫术。
盗墓最原始动机，似乎并不是为了财，应该源于报复——对仇家和政治对手的报复。试想，最初的墓里空无一物，盗之何用？
盗墓史上那么多“辱尸”现象的出现，不少与报复是绑捆在一起的。盗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才掘开了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春秋时期的齐懿公在与邴歜争夺田产中失败，后来当上了国君，把邴歜的墓掘开，拖出尸体“而刖之”，就是把他的脚从他的尸体上给剁了下来，以示惩罚。
为了报复，有的还把尸体挖出来，与兽骨一起焚烧，深化辱尸的目的。据《明史》记载，大盗赵鐩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尸骨从坟内盗掘出来，与牛骨马骨一起焚烧，羞辱焦芳。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4）
最有意思的报复出现在隋初人王颁身上，把仇家的尸骨头烧成灰搅到水喝了。他听说父亲王辩让南朝陈高祖陈霸先杀了，悲痛欲绝。陈灭亡后便欲去掘陈霸先的万安陵。陈陵很大，一夜恐怕掘不开，担心事情败露。于是王颁喊上其父亲生前手下的士兵一千多人，“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
但盗墓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图财，持这种动机的应该是正宗的典型的盗墓者。
曹操当年没有军晌时，便是靠盗墓来维系军队供给的。曹操这个盗墓狂人，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设置盗墓机构的人。其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盗墓业务”，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汉梁孝王刘武的豪华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给盗掘的。曹操在打开墓岤后，亲临现场，指挥取宝。《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
无独有偶，本为宋臣的刘豫降金后，于公元1130年被金国扶植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齐。刘豫与金人合伙掘毁北宋帝王陵，他好象盗墓盗上了瘾，效法曹操，设立“淘沙官”专事盗墓，将境内的古冢旧坟一掘干净，给河南中原一带的陵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一次灾难。
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对清东陵下手，也是对陵中的随葬宝物馋涎欲滴。盗得的宝物价值连城，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从慈禧口中的夜明珠，还有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据说分别送给了民国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让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盗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无法找回。
盗墓有官盗和民盗之分。曹操、孙殿英之类属于“官盗”，而更多的盗墓者属民盗，其数量无法统计，只能用多如牛毛来形容，有不少民盗靠盗墓发家致富。
清光绪年间举人徐珂辑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里，记载的广州盗墓高手焦四，便是盗得一座陪葬丰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如现在我们身边的不少文物贩子腰缠万贯，背地里也是靠“盗”。
在几种盗墓动机里，比较变态、或者说另类的，是游戏和巫术。
汉广川王刘去，就是游戏盗墓者的代表。晋人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刘去不缺吃不缺花，盗墓图的是乐趣，凡与他一次盗墓的，谁盗到陪葬品属于谁，所以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这样的“玩主”。
比刘去变态的是南朝时陈宣帝陈顼次子陈叔陵。陈叔陵是一个极其好色之徒，不论是少妇，还是未婚女孩，只要有点姿色，他见到了就要霸占。他还有一种怪癖，喜欢玩弄死人骨头。《南史》（卷65）记载，陈叔陵“又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命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爲翫弄，藏之府库。”
因为信奉巫术导致的盗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鲜见。明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一带民坟被盗现象很严重，原因是当地流行一种巫术——“打旱骨樁”。遇到大旱之年，当地人便认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灵，要把刚死下葬不久的坟墓掘开。旱骨樁的“打法”很野蛮，就是“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汉末赤眉军盗墓西汉诸陵时，“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滛秽。”把陵中陪葬品取走不去，还要“j尸”，令人发指。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5）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这么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寑。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多我。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十墓九空”，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都有反映。如干宝的《搜神记》，便记述了多起盗墓事件。史书记载的“李娥因盗墓而复生”的故事，在书中也有反映——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寑，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心切。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一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让拖出陵外“晒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j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事情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