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大的社区保安们倘若说到出身，仍是以城市平民居多，但经历过了下岗失业的坎坷，人便变得成熟而有沧桑感了。养家糊口是第一位的生活目标，出人头地的梦想被挤压到了心的角落里，只在教育子女时变成几句感慨出来，抒发自己半生的凄凉与失落。他们确实变得驯服多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份巡逻值班的工作真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有多少当年的工友这会儿为饭碗着急呢？他们也不再吊儿郎当，因为他们知道吊儿郎当的后果是影响一家人的生计。其实仔细琢磨，我们的许多警察兄弟也和他们一样的平和多了。理想仍然是理想，光荣也依然是光荣，但这份职业终究只是一种职业，革命的浪漫主义是需要职业的框架来使之变得实际变得钉是钉铆是铆的。治安民警小王在犯了错误之后曾问内勤民警小徐：“我为什么不可以不穿这身警服？”小徐沉吟许久未置可否。其实她正在思考的内容是不方便明说的，她只是私下里对网友承认我当警察既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现实主义对职业的衡量与判断。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有实际利益的，我为仆么不穿这身警服呢？”
社会在变得日趋复杂，警察的光荣自豪与职业化的趋势就这样并行不悖，就像京剧与流行歌曲并行，就像麻辣烫与麦当劳并行，就像公有制与私企并行，就像亿万富翁与贫闲山区
并行……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是不存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呢？也许还是精神病人老张聪明，他那个杀猪或者杀驴的“两头堵”式的问题正是今天社会的某种写照。
让我们回到社区保安队。这几天社区保安员们正和民警们一同陷人到了某种困惑之中。2003年4月的某一天，一个叫孙志刚的普通青年被：“州市公安机关错误收容后被殴打致死。他的死导致收容审查条例被取消，也使他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法制史上的名人。然而，终于可以瞑目的他并不知道，他带给全国公安机关的震荡不亚于一场地震，他使我们习惯于收容工作的民警和保安员们突然地失去了杀手锏，突然地面对社会变得束手无策。那天，一个社x保安冲进会议室，激愤地说：“我巡逻到车站那儿，总在那儿要饭的老家伙居然笑着对我说，大哥，我在这儿呢！你们听听！听听！这不是挑衅吗？！这不是叫板吗？他叫我大哥！明0仗胆地叫我大哥！要搁过去，见了我他早跑了！”
我们的所长、政委和各位警长都在会议室里，他们正在研究的也是收容制度取消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他们一筹莫展：咋天，收容还是一剂包治百病的灵药，尽管出现过小王收容了街委干部的错误，但是，曾经有过多少逃犯也是在大规模收容中被抄出来然后被审查甄别而暴露的呢？再说，像那个管保安叫大哥的半疯癫乞丐，漂在社会上只能是个麻烦，最起码，用我们所长的话说是丢社会主义的脸。那样的人不收容又怎么办？那老乞丐被我们派出所收容了多少次巳没人数得清了，他老家的儿女们都熟悉了我们专管遣送的民警，一见民警把其父送间来就炖肉烙饼热情款待。别以为乞丐就是穷人，老乞丐家里五间大瓦房都是他要饭要出来的。现在，这老家伙的生财之道不会有人干扰了，他可以大大方方地向每一个走过车站的人伸手了，我们强烈的责任心使我们对此愤愤不平。
所长盯着那保安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叫你大哥你就应了吧。记着，今后那人不0咱们管了。民政局，民政局会对他们救助。救助懂不懂？”保安茫然地摇头。政委说咱分局长从北京取经回来，学了句口号叫精确打击。今后不许撒大网海捞了，咱得学会钓鱼。”保安还是没听懂，他糊里糊涂地从会议室出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公安这碗饭越来越不好吃了。
我们的分局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来本地插队的北京知青，虽然娶了本地老婆，虽然十八岁的儿子巳满嘴本地方言，却仍然对故乡充满了感情。我们的每一个派出所都和北京的某一个派出所结成友好关系，走亲戚似的常来常往；我们的分局长更是逮住个机会就去北京取经，回来就连夜召集会议贯彻推：“，把一些新鲜词汇常常在嘴边挂着。我们这种中小城市本来是闲散的、观望的、缓慢的，我们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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