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一切的革命思维
从事情脉络上，现在已看得清楚：第一，胡风事件除了思想原因，没有任何别的原因。第二，思想原因则是指，“胡风派”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解放学说的认识和理解，也根据他们对于“五四”特别是鲁迅传统的认识和理解——上述二者在他们看来是一致的——主张一种文艺观，主张一种用文艺投入解放事业的方式，顺带着，还主张了一种革命者的实践与自我改造的理论，而这些主张，与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权威体系有不一致和相抵触的地方。第三，他们被要求放弃、服从和自我否定，然而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心悦诚服地这样做，而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负隅顽抗”。
事情无非是这样，再加上一些心理因素和一些人际关系的互动，到1955年终于不可收拾。
我们还能分辨，历史向前推上几年，或向后推二十几年，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即使一模一样的“胡风派”存在，也不会导致那种结果。因此，胡风事件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他们不幸赶上了这样一段历史，从而成为悲情集体。这一点，也是一目了然。
但是，以上只是我们对这种历史最浅显的认知，所形成的反思也不费太大气力。而实际上，历史之所以能够积累起这样一个格局，先前就有漫长的道路。甚至于，事情的由来，也全非权威击碎异端那么简单，击碎与被击碎之间，本身含有极复杂而且密切的关系，有时候令人想到“共振”这个词。这需要从二十世纪中国精神走向、价值选择、知识分子意识等辽远的方面求得解释，乃至要从中国历史与文化根基求得解释。舒芜的《后序》令人眼前一亮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深度，意识到了自己一生变化后面有一种历史的困境。
从极端意义说，现代中国一切悲剧，都得怪西方文明。若不是西方文明崛起壮大、称雄天下，搞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又仗着船坚炮利跑到东方来开拓市场，中国还可以好好过着自己“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日子，延续自己“子曰诗云”的文化。可叹这样的历史，被浑身上下精力旺盛简直无处发泄的资本主义文明，彻底打破了。
这便是梁启超所称的“千年变局”。其实不单中国遭逢了这变局，世界所有地方也都一样。看看今天，从西方兴起的资本主义，有哪一处地方是它所不曾到过的？只不过，在所有被冲击的地方，中国的情形最为特殊——仍然是梁启超说的：“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论不变法之害》）。在西方文明这位大对头现身以前，中国从来尊大于天下。我们的文化，自给自足，自成体系，而且几千年来一以贯之，“道统”从来不曾断过。我们来看看中国以外几种类型的代表：（1）俄国。该国虽曰欧洲国家，但在那里从来算是“化外之民”，所以也是西方文明的侵扰对象。但有一条，该国因地缘及文化上的关系，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已经有了欧洲化的动静，自然不像中国处在“山崩于前”的突然性当中。（2）埃及、印度。它们与我有共通处，皆为世界最早之文明古国。但是，它们之为“古国”与我之为“古国”，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埃及早经阿拉伯文明改造，与自己的法老文明断了脐带。印度也一样，除公元前四世纪孔雀王朝，少有政治、文化的一统时期，后来又屡受外族统治，穆斯林、蒙古，然后英国人。（3）日本。这又是一个类型。论民族、文化单一性，该国保持得最好，世界罕见。但它与我们中国最大不同，却是文化的缺乏原创性。这个国家，古代向中国学习，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而且毫无例外学得很到家。我很相信它在需要跟外来文化融合时，早就轻车熟路，骨子里不以此为难事也。（4）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不说也罢，西方资本主义到来前，它们很多还处在酋长部落状态。中国以外国情，大致如此了。于是我们要问，谁会像中国一样，在与西方文明碰撞时，发生那样的困难？虽然它们也各有自己的阵痛，但，中国体验的它们绝对体验不到，中国面对的它们也根本无从面对。
所以，战败、割地、赔款固是奇耻大辱，实则尚在其次。最深刻的痛，来自价值的崩解和文化地位的一落千丈——从来“环列皆小蛮夷”，如今自己变成了“蛮夷”。这是天悬地殊，从万米高空直坠深渊。对此，死抱圣人之教的老顽固们，可以拒不承认，觉识、觉悟、觉醒了的“新民”却不能不承认。不光承认，还要痛陈：这恰恰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事实！他们不痛苦么？他们心里才最痛苦。老顽固们对事实装聋作哑，视而不见，顶多是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泛泛喊几声“痛哉”，其实尝不到什么刻骨之痛的滋味。恰恰是“睁了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眼见自己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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