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灵家园出走
遭际吞噬着郭沫若的心灵，不知不觉，他便把自己看作社会所排斥的一员，从个人的失意而升华到对现实的诅咒。就在和郁达夫卖醉的那晚——
两人都喝醉了，彼此搀扶着踉踉跄跄地由四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了哈同花园附近，静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许多西洋人坐着汽车兜风的。因为街道僻静、平坦、而又宽敞，那连续不断的汽车就象是在赛跑的一样。那个情景触动了我们的民族性，同时也好象触动了一些流痞性，我们便骂起西洋人来，骂起资本家来。达夫突然从侧道上跑到街心去，对着从前跑来的汽车，把手举起来叫道：“我要用手枪对待！”（第142页）
“《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那时赶时髦的成份居多，但也不全属无感而发。而六、七年来的生活，则把这种情绪加厚了。“在一九二四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象失掉了太阳一样。”（第184页）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却无妨朴素地从感情上先认列宁为“太阳”，因为在被冷遇、冷落的处境中，有关无产阶级的理论确实唯一地让他觉着温暖。
“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汉末名士兼寒士弥衡先生在京戏《击鼓骂曹》里这样唱道，同样的怨气，民国初年的名士兼寒士郭沫若则另有表述。时代给了他一套新的言辞。他开始谈论“阶级”和“阶级压迫”，把自己这样生活境地的文人划为一个阶级，把相反生活境地的文人划到另一个阶级。所以，他开始痛骂胡适了。胡适在《新月》二卷十号上有篇文章《我们走那条路？》，列出他所认为的中国五大积弊，特地说：“资本主义不在其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其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这认识合不合于中国实际，自可争鸣一番。郭沫若却把批判引往对胡适的一股情绪：
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第163页）
他痛苦然而清楚地认明了现实：自己跟胡适这种“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共同宠儿，是无法走在一条路上了。《国学季刊》创刊后胡适曾送他一本，他憎恨地写道：“可惜那一本杂志丢在泰东的编辑所里，我连一个字也不曾看过。”（第172页）
1924年4月，创造社苦苦支撑的最后一份《周刊》香火熄绝。稍早，“首阳山”挨饿的一员、郭沫若倚为“创造社的一根擎天柱”的郁达夫，忽然得到北大召唤，二话不说，抬脚就走；临走还留下意见，那几种杂志“最好是停办”！郁达夫的抽身，将创造社一直以来潜藏着的脆弱表露无遗，另一个成员成仿吾也借这机会显示了不肯恋战的心迹——他“赞成”郁达夫的离去。唯郭沫若未为心甘，但一个要走，一个表示支持，“我自己也就没有再说了”。郁达夫的撤退，从内部给予郭沫若一击：“我碰了一个大钉子，才感觉到我自己招了朋友的厌弃。”（第179页）
至此，从1921年到1924年，郭沫若回国讨生活的全部经历，全都黯然收场。后来，已经再度退往日本的他，得到郁达夫从国内来的消息，说《周报》将由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办，也就是日后那个与左翼文人势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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