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革命
子曰：三十而立。大体正是三十岁光景，郭沫若经历了人生第二个大的进展。如果说二十岁他完成了对于自我和个性的找寻与发现，那么，这一次他试图确立自己的社会观点，以便踏上社会道路，开始作为社会人的旅途。
——这便是与马克思主义相遇，并喜欢上它。
高屋建瓴地看，发生这样的事，可以说十分自然。第一，郭沫若身上本来就有叛逆的因子；第二，郭沫若性喜求新，而马克思主义正是那时最新颖乃至时尚前卫的思想体系；第三，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我们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凡留学欧美者基本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而留学俄日者则很多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有关，在相对后进的俄日，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感饥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较为广泛、迅捷，中国留学生受其影响的几率很大，反观留学欧美先进国家者，受这种影响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多半成为标准、守成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信奉者。
不过，郭沫若的思维，发散性强过凝敛性，这使他对事物的认知，自由奔放、富于想象性有余，而审慎和深密不足。所以，我们说他开始时“喜欢上”马克思主义，不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那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大抵正像他所倾心的陶渊明对读书所奉行的态度一样：“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不求甚解，重在“会意”；稍有会意，砰然心动，就调动自己的激情任意挥洒。
这绝非出于我们的臆测。他很早就在句子里塞入了马克思主义色彩，可后来却坦承：
《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创造十年》）
他常有这种“文字上的游戏”，但并非不诚恳，只是生性无拘无束。
他迈上这条路的顺序，似乎是先欣喜于十月革命，再去才了解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开始他压根儿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既然如此，他究竟怎么喜欢上了十月革命的呢？原因之一，是一个简单的类比——落后的俄国通过革命得到了新生，那么，落后的中国想必也可以从中看到希望。这种类比，透过当时两句诗，反映出来：“已往的美与法——是十八世纪的两大革命，/新兴的俄与中——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革命。”（《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由此他热烈地喜欢上了苏联革命：“应该感谢十月革命。它唤起了当年的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郭沫若选集〉自序》）他纵情欢呼：
我们是生在最有意义的时代的！人类的大革命时代！人文史上的大革命时代！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物质是精神之母，物质文明之高度的发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盘。（《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他宣布已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信徒了，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似乎却仍存模糊。例如，马克思主义主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没有讲过“平均的分配”。虽然郭沫若此信另一处也提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所告诉我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如果概念足够清楚，他脑中是不该出现“平均的分配”说法的。不过这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的激情是真实的，他对“革命”的热爱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主义相当投缘。
郭沫若就马克思主义认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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