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及为什么回国，俞大鹏的回答不假思索：“我出国时就没有想到要留在国外。当时只想着到外面去开开眼界，尤其向往法国辉煌的文学与艺术、巴黎那灿烂的历史与文化。但我的感觉是，法国再辉煌、巴黎再漂亮也都是人家的。毕竟中国与法国的文化背景不同，在那里呆着，我感觉自己很难从思想上融入到他们法国人之中。”
在北大，俞大鹏每月从国家与学校得到的工资收人为521.5元，扣除各种费用后不足450元。1996年底，他的妻子怀孕，因反应较大，不得不辞去公司的职务回家休息，家庭经济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停下手头正在进行的两项很有意义的研究项目，于11月初赴香港城市理工学院“打工”挣钱，为日后妻子分娩育婴做准备。那两个项目，一个是关于“碳60”（九十年代由美国发现的碳的一种新形态，由60个碳原子组成的一个分子笼）的研究，俞大鹏的这个项目是进一步研究“碳60”的超导性，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另一个项目就是介观物理中关于“硅的量子线”的研究。硅是现代半导体的技术核心，而“硅的量子线”将使半导体的效果提髙到一个新的层次。所以离开北大赴香港时，俞大鹏内心的的确确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在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俞大鹏工作了10个月（为该学院安装、使用一台设备），同时也继续着他那项“硅的量子化”的研究并且在那里取得了成果。但这项成果被对方瓜分了一半，成了“合作”的产物。对此，他说不清自己的心情此刻是喜还是优。
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成绩，离别香港时，城市理工学院竭力挽留他，希望他能留在那里工作。可他还是回来了，而且时间选择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他与香港一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时至今日，俞大鹏仍不否认北大现有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的不尽如人意，以至于连声说“没想到”。相对于郭卫、成泽，俞大鹏要养家煳口，自然要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但他仍痴心不改做学问、搞研究的初衷，这一点与他家庭的影响、尤其是他父亲的影响不无关系。
俞大鹏出身于甘肃的一个教育世家，祖父过去是教师，父亲也是一名中学教师。尽管生活环境偏僻，但家庭的影响和父亲的良好教育，使得俞大鹏四兄弟中一个上了中专，一个上大专，两个上了本科，而俞大鹏自己一下读完了博士后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谈及这些，俞大鹂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与自豪。但同时，他又怀念起去年刚刚去世的父亲。他从香港回来后不久，卧病一年的父亲便离他而去，享年65岁。父亲的去世使他的心灵深处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被迫去香港打工挣钱，他没能在父亲卧病时多尽一份孝心并陪伴父亲走完生命旅程的最后阶段。他在法国带回洋博士的桂冠并当上了堂堂的北京大学的副教授，却没能带来相应的物质享受以让一生含辛茹苦的父亲享受晚年的快乐，这一点令他深感内疚，而且已永远无法弥补。
面对工作和生活的现状，俞大鹏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奈。他倒不怕自己受穷，也不怕工作条件差，他怕的是这种穷和差最终会累及他的家庭乃至拖住他探索科研未知领域的后腿
然而，像郭卫、成泽、俞大鹏等归国人才生活拮据的现象，并非北大特有。
在1997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五次会议上，戴元本委员（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就说：“现在基础研究的地位不断下降，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由于待遇过低，流失严重。我们所从国外回来的博士生月工资仅300元，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呆了一个月又回去了，他说实在没有想到工资这么低。最近高能物理所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副研，他说回来前对国内的困难都有思想准备，唯一没有准备的是国内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人这么少。”而王业宁委员（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院士）也指出：“本来我国基础教育很好，十年前与日本的水平差不多，比台湾好得多，可现在我们与世界基础研究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我们学校从加拿大回国的博士生月工资300元，经过努力增加了200元。更重要的是科研经费少，工作条件差，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只有15%能评上，85%要刷掉……”
满腔热情回国，却因各方面条件太差缺乏基本保障而被浇了冷水一生活中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情更令人扫兴呢？此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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