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25岁就死了，生命短暂却灿烂。
外公得到外婆的死讯，是在延安。消息是贺怡告诉他的。贺怡长征时也留在苏区。抗战时期，她从江西来到了延安，见到了外公，她没有忘记当时的代传口信的承诺，将外婆的口信转告给外公，并告诉外公关于外婆牺牲的情况。
关于外婆的死，贺怡是这样告诉外公的：
“唐义贞生第二个孩子后不久，铲共团把她抓去了。唐义贞同志对敌人破口大骂。铲共团把她的肚子剖开，让她痛死。唐义贞烈士死的时候，满嘴是土，这是毛泽覃告诉我的。”
贺怡在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惨烈的画面，当我去想象那一个惨绝人寰的屠杀场景，我的心就禁不住战栗，禁不住剧烈地收缩，缩紧了的心又有一种要迸裂的感觉。
后来，我读到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关于外婆的死属于另一种说法：
“一九三五年一月，……瞿秋白会同……何叔衡及其他几个人，离开瑞金附近的藏身之处，动身去闽西，希望经过汕头或广州到上海或香港……
“一队女同志与他们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梁伯台的夫人……陆定一的夫人唐义贞，陆是宣传官员，参加了长征……钟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员；项英的夫人；还有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名叫黄长娇。
“这些妇女的命运都很悲惨……唐义贞的命运最为悲惨。有人指控她向国民党出卖党的领导人，红军把她处决了，后来证明是错案……”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是位严肃的作家，每一处描写的事实都注明了资料来源。同样，他对包括外婆在内的几位红军妇女命运的遭遇的描述也是有他的依据的，无论这些依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但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依据的只是一种传说。显然，他写书时没有读到过外公于1982年所写的《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一文，文中记载了贺怡当年提供的关于外婆牺牲的情形。
同样，外公的文章里还记下了贺怡同时提供的另一个情况，即一个伤员被铲共团所杀害，领导便误以为是毛泽覃、贺怡和外婆向敌人告了密，出卖了伤员，并将他们三人逮捕，差点将他们三人处决了，后来知道弄错了，又把他们三人释放了。
是否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提供材料者只知道这场错案的前半段，而不知道后来的结果，而误以为就那样处决了呢？
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们去考证。
再后来，我读到一份新的材料。我读它时，并没有想到要把它作为一种考证，因为我的心又一次震颤、紧缩和感受迸裂般的痛苦。我的眼前展现的是活生生的历史画幅。读了它，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艰苦卓绝，什么叫舍生取义，什么叫抛头颅洒热血……
我所说的材料是一份长汀县党史办康模生等同志对陈六的采访记录。
陈六，长汀四都人，1934年末至1935年初，曾经与外婆一起工作生活过，相处了一个半月时间，她也是外婆惨烈就义的目击者。
1984年6月13日，康模生等人来到四都，采访了已是69岁的陈六。下面将这份记录照原貌抄录下来。这是一份口语化的原始记录，没有作任何整理。
康模生：陈六同志，请你把认识唐义贞的经过和她牺牲的前后情况详细谈谈。
陈六：我（原）是四都区少共青年团的书记，1934年9月（农历）被派到汀洲少共省委工作。省委设在汀洲东街，省委的大部分部门都设在那里。省委（少共）书记是赖宜昌，长汀涂坊人，不在世了。我是宣传干事，唐义贞分在我处指示工作。她有文化，是干部。那时她怀孕了，肚子很大。我们住了一个时期，因敌人来清剿，就分开打游击了。一部分分在古城方向，一部分分在四都，唐义贞担任了突击游击队宣传部部长，我做宣传干事。游击队一共有百多人，称独立营，营长及政治委员都姓胡，大家都称呼他们胡营长、胡政治委员。不知道名字，是湖南（北）这带人。他们三人（两胡及唐）讲的土话通。后来我们分散游击，十人八人一组，四五个人的也有。分散游击的目的是为了缩小目标，游击的地点就在四都周围。以后，唐义贞就生孩子去了。不久，我们又碰在一起了，她刚刚坐完月子，头上手帕子也不包（坐月子的妇女，头上要包手巾，以免伤风），又跟我们在一起东奔西走了。她告诉我生的是男孩子，在圭田生的，送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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