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老人家还活着。如今他已故去多年，文章还没有完成。我的疏懒与做事的计划多变、有始无终可见一斑。但无论如何这一篇念文还是悼文却是一定要写的。逝者当然是不得而知了，生者的心灵倒是可以得到慰藉。陈万喜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
在陕北，他们那一辈像他这样文化程度的人很多。
他虽不识字，但人却聪明，思想很活跃，乐意接受新事物。因此我们插队知青，很快就同他成了忘年之交。印象中，陈万喜永远是快乐的。上工的路上，他总是高声地唱着山歌。歌声落下来，便引起众人的笑声，其中最响亮的倒是他自己。
他的嗓音出奇的洪亮，像唱戏敲梆子的声音，圆润而昂奋，充满了与他那赢弱身体不相称的生命的活力。
他是不识字，也不算有多大文艺特长。
他只是喜好乐和，更喜欢在人多时唱上那么几句，逗众人一笑。
他唱的也并非地道的民歌，词往往是随意现编的，像陕北正月里闹秧歌的伞头一样。调儿也是随意编的。抑扬顿挫，全然是他自己的创造。只是今日唱的和明日唱的像而不是，惟有喜气洋洋一贯，连他自己也不知是什么调调，只是叫人听着快乐，不由得想随着他笑。
他那时五十六七岁，担任大队农业第四作业组组长。相当于生产小队队长。那是1973年冬季，我们刚刚插队，分在他的组里干活。后来才知，队里开会时，听说来了几个城里的学生娃，别人都不想要，怕成为累赘。陈万喜却不怕，说是“没人要我要，知识分子有文化，秀才学阴阳，一拨拉就转，保准是好劳力”。于是我们就进人他的组干活，同他朝夕相处。上工的路上，他乐呵呵又唱又笑，像个相声演员。可一到了地里，他那生着一只鹰嘴鼻子的长脸就立刻严肃起来。
他一口气把当天的活儿分派给每一个人，同时宣布要求和纪律。言谈中这个已经打了十多年光棍的人，对于妇女格外不满。一开口对她们讲话，就立即来气。渐渐地我才明白，他那不是对所有的妇女不满，而是对那几个干活不认真，时常躲奸溜滑者不满。但又不好直说，便自觉不自觉地把怨气撒到了大伙儿头上。好在他讲什么话，实际指的是谁，大家心里早已明白，因此也就没人计较。有毛病，做了错事的当然更不会接他的话茬了。于是大家相安无事，各人埋头干着自己的活。陈万喜也安静下来，埋头同大家一道干活。然而这样的安静，并不能维持多久，陈万喜的歌声会突然响起来前沟里的糜子，后沟里的谷，崖畔上栽的是桃杏树。前院里的柴鸡，后院里的猪，水牛角婆婆叽叽咕……”工地上立即响起一阵欢乐的笑声。刚才受了批评的妇女们笑得最响，陈万喜也随之大笑不止。田野里顿时充满了欢乐。一群灰鸽子像是凑热闹，由远处飞来，围绕着人们的笑声盘旋。
他那坦荡无遗发自内心深处的笑声，总是充满特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在他的带领下，那种集体劳动的欢乐忆起来实在值得留恋。工间休息，成了他的单口相声专场和独唱音乐会。
他脱下一只鞋坐在屁股下面，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儿，嘴里是连说带唱，引发一阵阵笑声，驱散了人们的疲劳。仿佛他的心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愁肠的事情，仿佛他的光景已经过到了无忧无虑的地步。转眼到了冬季。陕北农村有农闲时节闹秧歌的习惯。我们插队知青很自然地就成了文艺骨干。节目自编自排，道具自备自制，大家的积极性别提有多高涨。白天照例在农田基建工地干活，晚上加班排练节目。村里的锣鼓声丝弦声一直要响到深夜。这样的热闹场合，自然又少不了陈万喜老汉。
他每日收工之后，还要组织夜战，夜战收工之后，别人早就累瘫痪了，他却像铁打钢铸一般不知疲倦。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得吃，就手里举着一个冷玉米团子、半截大葱赶到排练现场，好像是队里已经指派他负责这项工作似的。
他一到现场，自然也就带来了笑声和欢乐。以致到了后来，没有他在现场坐着，听不到他的歌声和笑声，排练就无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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