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是老延安。我曾经编一本《延安时期党的干部作风》，其中就有一篇陈涌写的文章。那时候他还年轻，但文章已经写得很老辣，也很有思想。字里行间透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中，文章是批评享乐主义的。针对一些人向往大都市，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倾向，写得很中肯，批评也很透彻深刻。
他那一篇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当时一定是引起不小震动的。文笔与观点今天读来仍觉亲切、新鲜，很能发人深思。那时候他大约二十多岁，已经显露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敏锐的思想和非常的勇气。针对“由于胜利，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倾向而大喝一声，陈涌是第一人。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同样的话。可见青年陈涌是独立的观察者，又是活跃而大胆的思考者。
他的一生都保持了同样的风格。
他进城以后，转向文艺理论战线，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大无畏的战斗的风采，为捍卫以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为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路线和方针，英勇奋斗一生，直至晚年，仍然奋斗不记不得第一次在哪里同他见面。但早就知道他是文艺理论界的一面旗帜。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同一位文友在马路边上散步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老年人，个子不高，稍胖，面色红润，走路低着头，目光专注而执着地瞅着自己朝两侧分开着的脚尖。老人显然是在散步，更像是在思考问题。“哎，这不是陈涌同志吗！”文友很热情地同老人打着招呼。显然是很熟悉的人邂逅相遇时才会出现的那种情形。两人很亲热地握着手，显然是久别重逢的老友。老人突然变得像年轻人一样的兴奋起来。望着一边的我，那表情与目光更像是面对着老朋友一样。文友忙介绍说：“这位是《群山》的作者，你们住得很近，只隔着—条马路，是对门邻家。这位就是你经常提到的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同志。”我听得眼睛一亮，原来这就是陈涌同志，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走在大街上，谁又能够把他同那个响亮的名字和那些影响深远的论著联系起来呢？而且我们还住得这么近，这真是人生的一种缘分。也许是因为那位文友的介绍，也许是他读过《群山》，总之我们一见如故。当下老人拉住我们的手，一定要我们到他的家里坐坐。我们起初怕影响他的工作推辞说以后专程拜访。陈涌说什么也不依。三个人便一起到了他家。
他住在万寿路那个部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院子里，但当你走进他家，看到那四壁空空的粉墙和早已过吋了的家具陈设，无论如何想像不出他会是享受部级待遇的老同志。
他的客厅兼书房的屋子里，除了几只五六十年代可见的公文柜装着满满的书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工艺品之类的摆设。屋里没有一只茶几，老人热情地为客人倒了水，便顺手提来自己坐的椅子，派上了临时茶几的用场。我们坐着的两只简易沙发，也是早已破旧不堪，不单是漆皮脱落，坐著也是咯吱乱叫，仿佛不堪重负的呻吟。陈涌为我们倒好了茶，自己反倒无处就坐了，便若无其事地靠在那张同样破旧的书桌上同客人交谈起来。起初我俩还起身要让座给他，但很快便进人了交谈的境界而忘了清贫的窘迫。陈涌大概是广东人，到北方时间久了，说起话来虽仍带很浓的广东味，但却完全能够听懂。话题很快就涉及到对当时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种种不良倾向和思潮的看法。这时候的他，全然不像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而真正是一位血气方刚的战士。
他嗓音洪亮，脸色通红，满头的苍发抖擞着，像诗人在朗读自己的诗作，完全进人了忘我境界。那种热情、责任与深刻使你情不自禁地受到感染。
他谈话言语不多，但条理清晰，言词更是格外的严谨精当。
是纯粹口语化了的书面语。静听他一席话，如果整理出来，就是一段绝好的文章。那日见面，就在这样的交谈中度过。那个冬日的下午，阳光温暖的下午，陈涌的客厅里却令人感到西北风袭来—样的冷峻。整个的屋子，没有一盆花，没有一株草，惟有那些枯黄的码叠得并不整齐的书。屋子主人的脸上，也是岩石冰雪一般的冷峻。
此刻你无论如何是再也找不到了那个独自一人在马路边上散步的老头儿了。那个老人虽然就在你的面前，但他却仿佛早已化做了一块岩石，一座高山，铁骨铮铮地耸立在你面前。
他的言语，展现了他的精神的强大，令你不得不刮目相看。以后的日子，由于离得近，更由于陈涌的精神魅力，我成了他屋里的常客，在他休息的时候陪他散步成了我一种很奢侈的精神享受。无论春夏秋冬，我们沿着院墙之外的林阴大道，慢慢地走去，陈涌就会敞开思想，把他最近读的书、思考的问题和将要或正在
<t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