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这么想？”
“我可以对天发誓！”
她笑了：“要是你真的这么想，你还是没有真正了解我。你没听说过我已经是一个有了对象的人，而且是经过双方组织正式同意的。好吧，你喜欢这么想就这么去想，以后有时间再和你细谈这件事……”
20再遭失恋之痛
这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没有一刻不想念着那天晚上和张美凤发生的亲密关系。这种神圣的亲密关系才使我认识到了真正的男女之爱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尽管我自以为早就是此中老手。
我和张美凤当然还是能天天见面。她对我的态度还完全是原来的样子，仿佛从没和我发生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这年夏天，我们出版社举办最后一次舞会，我一心巴望着能和张美凤尽情地跳舞，在跳舞的过程中说几句知心话。我还准备邀请她到我家去做一次客，和我妈妈认识一下，免得将来结婚时妈妈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但是，没想到这次舞会上却来了一个陌生男子，一身军服，相貌堂堂，虽然舞艺很差，张美凤却自始至终都陪着他在跳。当我硬着头皮前去邀请张美凤跳舞时，张美凤笑着给我作了介绍，原来这人正是她的未婚夫，还说，不久以后就将请我们吃喜糖……
我的头脑“轰”一下发蒙了，大概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呆在他们的面前说不出一句话。我已经记不清是在怎样的状态下离开舞会会场的，像个疯子一般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游荡到了半夜……
在此期间，我们出版社里经过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接下去很快转变成了紧张激烈的反右运动。原先的社会宽松气氛一转眼就烟消云散，别说开舞会，所有的文体活动也都已宣告终止。
反右运动可不同于以往所有的运动，只要谁在大鸣大放中说了几句被认为是反党的话，不论是公开说的还是私下说的，都有被拉到大会上去遭受斗争的危险，也不管你是党员、团员还是一般的群众。正是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人们为了求得自身的安全，便很快掀起了一股相互揭发检举的热潮，原来的好朋友也一下子成了翻脸无情的政治对手。每个人都竭力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对党绝对忠诚可靠的“左”派面貌。
我历来对政治都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自知没有这个水平去“帮助共产党整风”，因而在大鸣大放中一直是个逍遥自在的旁观者，自信不会有什么小辫子落到人们的手里。唯一使我有点担心的，就是和张美凤的不正当关系，以及那天晚上我和她有关党的文艺政策的几句议论。
不久，随着运动的渐渐深入，遭受噩运的人已越来越多。我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张美凤因为有反党言论，已经在共青团内部受到了批判，很可能也要被划为右派推向群众，在全社大会上公开斗争。这一下，我才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
不过，张美凤对我的态度并没因此而有什么变化。我每次见到她和她打招呼，她还是对我点头招呼一下，然后匆匆走开。
大概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吧，反右运动总算宣告胜利结束。该戴帽的都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专政对象；还不该戴帽的批判对象也受到了或轻或重的处分。据说张美凤多亏出身成份好，又是年轻的转业军人，反党言论也不算太多，只给了她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保留团籍，行政职务照旧。
我终于为她大松了一口气，也为我自己大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反右运动而来的则是大跃进，时间已经是1958年年初。这期间出版社也丢开了业务工作不管，全民动员忙着在大除四害。三天春节假期虽然照放，但人人都得轮流值班去敲锣打鼓赶麻雀，对四害之一的麻雀进行人海战术，目的是促使它们没处躲藏而筋疲力尽，最后置于死地。
妈妈见我在反右运动中太平无事，到了大年初二就再一次对我唠叨起了我的婚姻问题，说，过完年我又已大了一岁年纪，可不能再这样一年一年拖延下去了，还是赶紧去托个媒人找个年龄相当的姑娘马马虎虎成个家算了。她还说，杭州的张师母近来暂在上海大女儿家，曾经来看望过她，所以她想以拜年的名义前去回访一次，托托张师母，张师母是个热心人，朋友也多，或许能有办法。
到了下午，妈妈准备了一些礼物，满怀希望地到张师母大女儿家去了。她关照我说，她大概得吃了晚饭才能回家。
当天下午从十二点半到两点半，是我值班赶麻雀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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