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成功地做爱之后我都会有这种感觉。奇怪的是这种感觉和被枪毙时的感觉一样。
“难道会让我这么轻松的死吗？”我问自己。
我先是被人押着推上卡车。在上卡车时我既怀着对宽大处理我的感激又有点恋恋不舍。但我并不知道我恋恋不舍的究竟是谁。我的母亲已经去世，所有的女人只给我留下了一个背影。于是我回头看看捆我来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农场干部，越看他越觉得亲切。
他穿一身没有佩戴领章帽徽的绿军装，在一大群佩戴领章帽徽的警察军人中间显得特别平和。他没有刮净下巴上的胡子，大概是因为押送我来城里参加如此盛大的枪毙反革命分子大会而太匆忙了。从此以后我只要一看到别人没有刮净胡子都有一种内疚感。
在路上，他曾经掏出钱来一张张数了好几遍。他向我说等我被枪毙后他老婆叫他顺便去百货公司买些东西。“进一次城好不容易哩！”他很高兴有这样一次进城的机会。
他这种善于利用时机的现实主义态度博得我的好感，在拖拉机的车斗里我们一面颠簸着一面聊天。眼看快到城里他竟松了我手腕上的绳子。他说绳子不能猛的松开，不然你这双手就报废了。我完全相信他，因为捆人揍人已经成了干部们这些年来主要的工作，在这方面他是有足够的经验。但接着他又笑着说反正你要完蛋的，手报废不报废都没关系，还是松开的好。“去他妈的吧！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被松开了后我发现我还有手对他更加亲热。我说：“你真他妈的是好人！我身子掉到井里了靠耳朵也挂不住，人死了要双好手有什么用？咱们先舒服一阵再说。我口袋里有烟，劳驾你给我掏出一根来点着。”
拖拉机摇来晃去，他费了好半天劲才把烟插在我嘴上。为了这我们又笑了一会儿。笑完了他眼睛盯着我问你为什么不怕？我说我怕什么？毛主席早就教导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我要怕死就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听了又哈哈大笑，连声夸奖我已经改造好了，于是在去杀场的路上我最终和革命者成了同志。是的，知识分子要取得革命的谅解只有凭死亡来证明。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小块花布。花布里好像包着一只小鸟。他哆哆嗦嗦小心翼翼地解开，原来里面包的是一瓣蒜一颗小葱几粒花椒和一撮盐。他说这些就是他老婆叫他进城采购的东西。他摊开来让我看。看了后我一时热泪盈眶。因为这时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家雇用的厨师。那位厨师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他也和押送我的这位农场干部一样不识字。每天晚上他要向我妈妈报帐时就捧着一包杂七杂八的东西进到小客厅，一古脑儿摊在茶几上。一根鸡毛表示今天买了一只鸡、一片鱼鳞表示今天买了一斤鱼、一片菜叶就是一斤菜等等照此类推下去。他的老婆也有我的老友那种智慧；人生到处都能遇到相同的事。可是这位农场干部忽地皱起眉头，说别的都好买就是这种花布难配。他将那一小块花布像旗帜一样高举起来。他说这是他老婆的棉袄布。他老婆缝着缝着棉袄发觉少了一尺，再三叮嘱他非要买到这种布不可。于是我们俩一同在这面在风中抖擞的旗帜下低下了脑袋。
一会儿，也许是他把我的双手略微松开以后血液又唏哩哗啦地流开了而使我突然变得聪明起来，我大呼小叫地说你别担心，我被枪毙了见到阎王爷头一件事就问他这种花布哪里有卖。我听说阳间没有的东西阴间都有，为此阴间才称作是“极乐世界”，并且我敢肯定阴间还不用布票。他立即高兴地舒展开眉头，又夸奖我的态度好。他说像我这种态度本来应该早枪毙的为什么把我拖到现在才枪毙实在让他想不通。
我当然索性要态度好到底。我说领导上决定的事总是没错的。我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语么？“阎王叫你三更死，不会留人到五更”。中国人有这样的领导真是莫大的幸福，我们什么时候死领导早就安排好了。他拍拍大腿表示同意。他说我这话说得在理，“简直说到了点子上！”
革命群众这样表扬我我极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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